《全唐文补遗》（第九辑）斠补

碑刻材料数量多、内容涵盖范围广，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宝贵材料。笔者近来研读《全唐文补遗》第九辑[1] (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对其文字进行斠补，以期裨益于唐代墓志等出土文献之整理。     

新见《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及《三洞观冯太虚墓志》重审

近年,唐代道士墓志不断出世,实为学界幸事.然其中若干墓志在来源和志文内容等方面均存在一些疑问,在将之视作确凿史料用以构建道教历史之前,尤需对材料本身进行辨析思考.《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和《三洞观冯太虚墓志》均为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原石或拓片已为国内著名博物馆所收藏,然二者情况或仍有商酌之必要.     

职官制度学养与出土文献整理 ——-以新出土唐、宋两方墓志释读为例

新近出土的唐、宋两方墓志《唐赵励墓志》、《宋故尚书刑部侍郎解公墓志铭》的释文在涉及 唐、宋官制方面有一些误读和不足,诸如对墓主和墓志起草人的官衔不予标点,将宋代本官阶和职事官混 为一谈,将唐代职官术语视为官名,未能区别唐、宋职官正称与别名之异等等,致读者对墓主的一生仕履 稀里糊涂,直接影响对出土文献的正确利用。年轻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应加强官制学养,提高释读新出土 文献的水平。     

读《李无亏墓志铭》

本文根据新出土的李无亏墓志,重点论述了两个关于西北史地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李无亏战死沙场的那次战争,为发生在694年同王孝杰克复安西四镇有着直接关系的一场抗击吐蕃与突厥联合进攻的沙州保卫战;二是将唐代沙州豆卢军的设置时间由原来圣历年间推至载初元年(690年)。     

论北魏时期二王行草对元氏墓志书法的影响

元氏墓志为北魏时期的皇家墓志,形成于北魏汉化的关键时期.由于墓主人的地位显赫,使得元氏墓志书、刻俱精,代表了北魏时期的书法水平,可与南朝书法相抗衡.元氏墓志在整个北朝书法中特色鲜明,与同一时期的造像记、摩崖等有较大区别,点画圆润,结构精整,用笔方圆兼施,其俊美秀逸的风格显然受到了二王行草用笔的影响.北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汉化政策,造就了元氏墓志在书法艺术、型制及文体方面新的成就,其书体风格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大变革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为隋唐书法艺术走向辉煌铺平了道路.     

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尉纥驎城"考

近来出土的隋《虞弘墓志》中的"鱼国"、"尉纥驎城"的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学者已多有探讨,但见解不一。本文认为"尉纥驎"为一操突厥语的部族名,"驎"或为其后缀,"尉纥"即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袁纥/韦纥(回纥)的另一译法,而"鱼"则是"尉纥"的省译,"虞"姓来自于国名。可见,虞弘是一位早期回纥族人士。     

新发现唐代宰相高璩墓志发覆

新发现的高璩墓志是晚唐重要文人墓志。志主高璩为唐初开国功臣高士廉裔孙,中晚唐名臣高元裕之子,官至宰相。高璩墓志与近年出土的十余方高氏家族墓志、神道碑相印证,可以厘清高士廉一支的家族世系,勾勒高氏家族在唐代政治与文学舞台上的传承演变情况。高氏一族受初唐政治风波影响,一度沉沦下僚,至中晚唐高元裕、高少逸、高璩,凭借出色的文学才能及强有力的政治援引重返权力中心,体现出唐代士族在维持家族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自我调整来适应政治环境的一面。墓志撰者为晚唐宰相刘邺,书者裴璩位至重要方镇节度使,都是兼具政治家与文学家身份的重要人物。以高璩墓志为中心,可以综合考察高璩家族与刘邺、裴璩仕宦经历的关系,挖掘科举及第、入幕经历、翰林供职、政治奥援等因素在中晚唐文人仕途升迁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     

明代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的发现及其价值

熊明遇之母王太孺人墓志发现于江西省南昌县泾口乡东湖村.它是最新发现的重要原始资料,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还为熊明遇、熊人霖、刘曰宁、吴道南、徐作、徐来凤、喻致知、徐良彦等江西特别是南昌的地方名人的研究提供了线索,有助于江西地方人物的研究以及明末清初以熊明遇、熊人霖父子为代表的江西的西学东渐的研究.     

唐陆亘墓志研究

陆亘墓志记载中晚唐时期中上层官吏陆亘生平事迹,兼涉妻族侯氏、母族归氏等。陆亘五任州郡刺史,晚年又三任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吏治有声。有关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有误。此志可补纠文献之阙误。陆亘的官品人格也颇具现代意义。     

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本文论析了本世纪以来，尤其是近５０年以来全国各地新出土的碑刻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一、提供了旷世罕传的数以千计的散文作品；二、具有钩沉辑录佚文佚诗、校勘文献的重要价值；三、对拓展唐代史学研究领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