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

基于人力资本的理论，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定量分析的数据收集层次。中国贫困地区个案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身体健康水平、劳动技能水平与知识教育水平都与其家庭经济收益大小有着某种线性关系。因此，今后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导向应向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倾斜，这是贫困地区能否全面脱贫致富的关键。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本文从东亚世界整体关联的角度，探讨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被卷入现代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总体进程，东亚这一巨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复杂内涵可概括为四个过程与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应待两点论，对战后东亚的重新崛起与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出现，应结合独特的时代机遇、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市场与国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等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并从中探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经验。     

我乐家居,布局第三增长曲线

定制家居进入第三次高增长曲线的起点。我乐家居率先走出了一条“局装+全屋定制”模式。服务链拉长,将家居业务从厨房空间延伸到客厅、卧室、书房、衣帽间、餐厅、阳台、储藏间、活动室等全屋模块。     

碳中和背景下能源消费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研究

从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发,设定区域人均GDP收敛模型和能源消费强度与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模型,来分析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的收敛情况以及中部、西部和东部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但在能源消费强度方面都呈下降趋势;能源消费强度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是三个地区中最低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高于中部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经济地区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存在GDP的绝对收敛;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发散的,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则是收敛的。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能源禀赋和传统工业的发展现状,针对碳排放量依然较大的地区,要采用能源利用效率较高的相关技术和发展相关产业,减少碳排放以争取尽快实现碳中和。     

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本文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为指导,从总体富裕、均衡水平、弱势保障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使用省级数据、地级市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对我国24个省份2013至2019年间隔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共同富裕水平自2013年起大幅提升;2019年,浙江、江苏、吉林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前三,河南、广西、广东三省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末位;此外,本文对2019年各二级指标的得分排名进行分析,厘清各地区当前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和阻碍短板,为各省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指明方向。     

沿边开放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

主要关注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基于2003—2018年我国8个沿边省份的73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模型、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科学严谨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2)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分位数点的增加,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变小、再变大的U型特征;(3)门槛效应发现,随着制度质量水平提升,沿边开放地区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4)异质性发现,城镇化方面,高城镇化的沿边地区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低城镇化地区。创新水平方面,在高创新水平地区,沿边开放的制度变迁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低创新水平地区不显著;(5)中介效应发现,沿边开放地区的制度变迁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其中固定资产投资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论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沿边开放地区发展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一定经验依据和政策支持。     

创业活动如何促进消费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扩大消费、推动消费升级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对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索如何通过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揭示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机制：（1）生存型创业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减贫效应促进消费增长;（2）社会型创业以商业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从而缓解消费不平等;（3）高成长型创业通过扩大就业效应,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增长;（4）创新型创业对技术、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通过优化供给效应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消费升级。本研究首次系统地提出创业活动促进消费增长的分析框架和影响逻辑,对国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创业扶持政策和促进消费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启发。     

投资者信心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MIDAS混频模型

将投资者信心指数引入MIDAS混频模型之中,可以考察新冠疫情背景下投资者信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投资者信心指数和“三驾马车”对我国季度GDP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实证发现:引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MIDAS混频模型在预测精准度方面和基准模型进行比较,预测精准度高于未加入投资者信心的模型,均方根残差比值更小;在多元MIDAS混频模型之中,加入投资者信心指数的回归模型对我国GDP的实时预报和短期预测结果更加稳定,可为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参考区间;宏观经济的波动对投资者信心指数变化反应,和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相比是最灵敏的。这为定量追踪宏观经济波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收入不平等、需求有限性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基于3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探寻需求不足的成因和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在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效应的作用。采用理论模型中的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值表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这区别于传统使用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收入差距水平。基于2000-2019年30个国家面板数据,模拟出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并设定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总体有效需求水平与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发现：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的增大将引致总体有效需求水平的下降进而限制经济可持续增长,家庭收入结构性参数与人均GDP增长率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持续扩大对总体有效需求的持续增长形成限制性约束,总体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进一步限制总体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方面的研究为理解当前国内外需求不足和后工业化阶段增长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