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

萧梁皇族本出自寒门,不以文化显名.齐、梁之间,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祢衡之死与汉末士风

祢衡的狂傲言行使他在汉末文坛特别引人注目,但他也因为屡屡出格的言行,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祢衡的言行和汉末畸形的士风有很大关系。当时士人们为了求名,频频做出惊人之举。祢衡处于汉末名士由尚苦节至亡礼法的转变阶段,这个时期需要的是有勤勉精神的实干家,名士的浮华虚矫已经被社会厌弃,而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导致自己死于非命。     

中晚唐人重商说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深入人心,趋利的商人阶层历来备受轻视和贬抑。当然,相反的观点也一直存在。中晚唐时代,不少文人更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反主流的商人观。李商隐及其前辈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章中就有赞商、扬商的言论,这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也印证了时代的发展和新变。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范仲淹对教育及学术的贡献

范仲淹一生勤于教育,兴办学校,创建书院,为北宋王朝培养了大批经世治用的人才,开北宋一代兴学、讲学之风,对士风的转变及政治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元和后期诗风之变与<御览诗>

元和后期 ,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 ,元、白针贬时弊 ,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失去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 ,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 ,他们普遍回归自我 ,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 ,寻求安慰 ,六朝诗风再次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

与唐代士人相比,宋代士人对于应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为突出的是不像唐代士人那般急切,对于应辟入幕也不像唐代士人那样有很高的热情.究其原因,这当与唐宋士风的不同有很大关联.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发掘,时宋代应辟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从《御览诗》看中唐后期士风与诗风的走向

中唐元和后期,随着宪宗前期清明政治的逆转,元,白针砭时弊,关注现实的“新乐府”诗已推动存在的现实依托,在历经理想破灭,仕途坎坷的痛苦后,元和士人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儒士的兼济情怀遭到严重摧抑,迷惘,失落中,他们普遍回归自我,在艳情或闲适中安顿心灵,寻求安慰,齐梁浮靡诗风再度受到青睐,《御览诗》的编集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士人心态和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论魏晋之风力

文章围绕钟嵘的“风力”批评概念,就建安、左思以及陶渊明诗歌的美学特征加以清理、分析,认为风力主要表现的是魏晋士人的英雄气与名士风,风力的流变反映出魏晋士风与诗风演进的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