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顾瑛及其玉山雅集看元顺帝时期士风的转变

伴随着红巾军起义的时代巨变,元顺帝时期的士风经历了一个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东南文士领袖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在此过程中引领潮流,持续了28年,吸纳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士,以其高雅的品质和清雅的格调而著称于世于史,形成了元后期至元末文士普遍崇尚风雅的文学文化现象,并为明清文人钦慕和效仿。以顾瑛及其玉山雅集为标本,可以深刻地洞察到元顺帝时期士风从复雅到变雅的转变历程,并能清晰地观照到中国的雅文化在历史特定阶段的发展形态。     

盛唐士人饮酒之风与魏晋风度关系辨析

始于汉末盛于魏晋的士人纵酒之风,由最初只是名士身份的标榜,到东晋后渐渐雅化,至陶渊明开始酒与诗结缘,到盛唐时,诗与酒关系更为密切,“诗酒风流”成为文人风度的突出表现。较之魏晋,盛唐士人从理性做作的“借酒佯狂”变为真实自信的“纵酒狂放”,从借酒避世到心忧天下,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大大增强了。     

道光《遵义府志》观念教育的形式及其功能意义

承担着国家层面向底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施加的政治教育功能。受技术和行政辐射力的制约，《遵义府志》进行政治摘要： 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作为传统官方志书，在追求客观记述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演变的同时，更观念教育的形式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及其作用方式构成了传统社会政治治理和社会维系的重要力量。     

贞祐南渡与士风变迁——对金末文坛的一个侧面考察

“贞南渡”意味着金朝面对大蒙古国咄咄逼人的攻势 ,只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转入守势 ,逐步丧失了对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控制权。同时也使文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走向局促 ,金朝的士风文风至此大变。     

越文化与东晋士风文风

东晋士风文风表现出闲淡自然的形态,与西晋的士风文风完全不同。论者以为这种闲淡自然固然与玄学的影响、东晋门阀政治密切相关,但与其产生的地域会稽不无关联,可以说它表现了越文化的另面。     

论曹操家族门风及其影响

汉晋之间,世风与士风剧变,渐尚“通侻”。究其原因,与曹魏统治者之身体力行及其政策不无关系。曹操父子行为举止皆不严格遵守儒家礼法,主要表现为“为人佻易无威重”、“不治威仪”;在宗庙制度等方面不守典制,丧不废乐,甚至倡言“猎胜于乐”,游猎无度;在婚姻制度上则“自好立贱”。曹氏父子之所以如此,不仅与汉末以来社会文化变化的大背景相关,而且与曹氏出身寒门的文化特性及其喜好直接相关。作为统治者的曹氏父子崇尚“通侻”,必然影响到其用人政策与文化取向,蔚为风气,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魏晋之际文化风尚的变化。     

移民与近代湖南士风

湖湘士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独领风骚,凸显了近代湖南士风个性鲜明的特点。在近代湖南士风的孕育、形成、定型及发展过程中,移民与移民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两宋时期,移民社会直接浸育了湖湘士风。明清之际,全国士风趋于颓废;移民则使湖湘士风有效地摒蔽了颓废之气的影响,经世济时,务实求新。及至近代,这种士风又浸育了一代代湖湘士人,更加彰显出湖南士风的独特品质。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

元朝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对南方士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决策和用人制度,这些政治措施成为江西士风、文风变化的风向标。江西士风随元廷政治发生的变化,集中反映为出仕之风、科举之风、出游之风。元廷政治也使元代江西文学风貌发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颂美元廷思想的流露、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江西文风从奇崛向平易转变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