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内外”再辨

先秦"仁义内外"之辨在不同文本中讨论的问题有所不同,字词意涵也有别。楚简《六德》篇与《礼记·丧服四制》的"仁义内外"之辨,讨论的是不同领域、身份的主导原则问题,而不是如庞朴所言的"仁、义二德的适用范围问题",其"内外"指家族之"内外"。吿子的"仁内义外"说讨论的则是仁(爱)与义(敬)的根据和原因问题,其"内外"指我(身)之内外。吿子认为爱(仁)的根据在我,敬(义)的根据则在对象。     

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善治方略

伴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理论研究的精细化、深入化,与外生态型政府相比,内生态型政府兼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政府生态化重塑的双重功能,追求五位一体的生态理念,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而要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根本性转变,必须确定五位一体、生态优先的治理战略,网络治理、合作治理的治理理念,垂直化和扁平化相结合治理结构,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治理体制,生态服务、生态管理的治理风格,唯才是举、德才并重的用人机制,以及电子政务、人本服务的创新技术。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及其论辩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学者分别从语言、文物及文献等方面提出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于埃及、印度、巴比伦、中亚等种种假说,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学者也纷纷从以上角度对外来说提出质疑与批判。经过激烈的学术论辩,中西文化同源说和中国民族文化本土说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然而由于20世纪以前,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中西文化同源说显然存在证据不足等突出问题,中国民族本土起源说也有待于田野考古资料日渐丰富后不断补充完善。康熙、雍正在位期间,从改变对天主教的态度到明确禁教,造成了长时期中西文化交往的中落,康乾以后,带有政策性的西学中源说长期主导着中国学术界,20世纪以前的中国民族文化外来说的学术论辩过程中,中国角色并不明显。     

克罗齐与古典文类理论的终结

克罗齐直觉主义美学的提出与摆脱包括文类规范、规则在内的概念主义泥淖关系紧密,艺术直觉品的特性、心灵活动四阶段说构成了对文类划分、文类等级、缺类现象、文类规则及“三一律”的否定式批判.文类概念经验层面的实践效用主要表现为:借助文类概念来采集、限制和管理实践中的直觉外射物;实践中的各类文学作品,可作为备忘刺激物服务于直觉品再造.克罗齐的直觉主义美学堪称康德美学的意大利修订版.克罗齐在西方文类理论史上显然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枢纽式人物,他以一种不免极端的姿态化喧嚣为虚无,彻底终结了古典主义文类理论的最后气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途径探析

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是人类理性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和作用范围,同时又相互作用、紧密联结成一个整体.面对技术理性僭越、价值理性被"遮蔽"的现实,人们应当在重视技术理性的同时,大力弘扬价值理性,并以价值理性激发、规范、引导技术理性,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二者融合.     

学校管理的抉择：校本管理

目前,校本管理正在成为管理改革的一个世界性热点。但人们对于校本管理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正确认识校本管理的内涵,特征以及与其它管理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对于我国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阳明"心外无物"与佛教"唯识无境"思想辨析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多被误解为来源于佛教.虽然其看上去与唯识学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但王阳明所说的"心"与佛教所讲的"识"或"心"并不相同,他所说的"物"与佛教所讲的"境"或"法"也不是一个范畴,他的"心外无物"说与佛教"唯识无境"等理论的来源途径更不一致.因此,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说从本质上、内容上、来源上以及由此展开的功夫论上都是儒家的,而并非是借鉴佛教"唯识无境"、"万法尽在自心"等说法的结果.     

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

通过对古文献的考察 ,参之以民族学材料 ,可以得知王亥时期商族的婚姻形态处于对偶婚的居妇家制向一夫一妻制———父系外婚制的过渡阶段     

压力型动员:改革后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发生了深刻变迁,以行政权力为轴心的压力型供给体制的形成,对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一体制的支配下,有关义务教育治理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中央政府部门的手中,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偏好来划分农村义务教育的事权范围,供给责任下移因此有了制度的空间.但农村义务教育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要保证下移的各项任务和指标的落实,中央政府部门必须要利用行政权力的优势,通过政绩考核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压力和激励.这种压力型的体制赋予基层政府的只是外在的压力而非内在的激励,所以,无论制度内财力是否充足,基层政府始终有再甩"包袱"的卸责冲动,制度外供给也因此成为了改革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