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权与主权：“铁路统一案”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近代以来,大众的主权观念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终于在“五四”时期得到了确认。在这一过程中,铁路路权作为国家主权的具体象征物发挥了重要作用。五四运动前夕,北洋政府中的旧交通系、新交通系、研究系三大政治派系围绕着是否要统一铁路权益、实行五国共管进行了一场论争。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由政府内部党争引发、国外势力纷纷粉墨登场、国内有识之士踊跃参与的国是讨论。这场论争与山东问题紧密关联,使人们外争主权、内争民权的意识愈发强烈,对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重要的影响。     

生命不息 治沙不止 记“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有德

王有德,男,回族,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40年来,王有德和职工们一起累计治沙造林60多万亩,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边缘筑起了一道东西长47公里、南北宽38公里的绿色屏障,有效阻止了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创造了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我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让沙漠变绿洲,另一件是让职工变富。"这两件事,串起了王有德的一生。     

永做民族团结守护者、美丽家园建设者 记“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热地

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年8月出生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比如县,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参与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实施,为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拉吕埃勒对“柯尔施问题”的非哲学解答

柯尔施问题从表面上来说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但更为深刻和更为广阔地说,却是聚焦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国内对柯尔施问题的研究偏重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位问题,争论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而对此的解答又分为以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为代表和以拉吕埃勒的统一理论为代表的两条思路。拉吕埃勒从非哲学出发,对柯尔施问题做出了独特的回答,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既包含哲学的维度,又包含科学的维度。而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和科学维度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不存在哲学第一性或者科学第一性的问题,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恰恰证明马克思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科学家,从而使马克思的理论朝向元一或者实在不断开放,可以有新的要素或环节不断补充进去,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与时俱进的根源。从拉吕埃勒的这种非哲学解答入手,我们发现,我国学术界对于柯尔施问题的讨论恰恰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等级制和理论的封闭。     

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实现路径

法治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结构关系角度看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题中之义和重要标志;从法治实践看,推进法治的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途径、重要保障和基本方式。通过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主要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正确处理法治和其他治理方式的关系;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政法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