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新进展——兼评余三乐《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在近十多二十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出现大面积的丰收,有原创性的著作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陆续涌现,表明中文学术界关于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的整体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中余三乐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一书所叙述的北京教堂见证的近2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就是标志新进展的一项成果.     

“官谣”在“天津教案”中的推波助澜作用及当代警示

正发生在同治九年(1870年)的"天津教案",引发了激烈的外交冲突,以至于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军舰虎视眈眈地逼进天津港,欲兵戎相见、再开战端,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强烈要求严惩凶犯、赔偿损失。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清廷不得不做出如下处理:将天津府县官员张光藻、刘杰流放黑龙江;将16名凶犯处死;赔偿各国损失共计白银49万两;派大臣崇厚作为朝廷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研究这起教案发生的原因,就会发现,事情后来之所以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崇祯帝改奉天主教考论

崇祯帝处于明末多事之秋,山崩地坼,内外交困,明王朝风雨飘摇。面对危局,他无计可施,便希望有哪位神灵来拯救自己。他原本崇奉道教,亦不排斥佛教,这时却改奉天主教,希望外国神灵来保佑他和他的明王朝。结果却事与愿违,此举不仅无救乱局,反而更加人心浮动,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民国时期天主教戏剧钩沉——一出天主教戏剧的解析

民国时期天主教机关报《圣教杂志》上刊载的《真道剧谈》是一出颇具代表性的利用本土戏曲手段实现教会价值判断的剧作，它对研究中国近代教会戏曲活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女”崇拜

最初的圣徒是罗马帝国时期为证明其忠诚而死于竞技场的殉教者，他们都在去世地方的附近被火化。火化的地方是天主教朝拜者的向往之地。他们会惊叹烈士墓茔的壮观，     

简析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政策

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继承王位,统治英国长达四十四年。她最初是以被质疑、不被承认的身份即位的,但是凭借柔中带刚的领导艺术以及各项改革的推行,她成功的改写了英国作为欧洲二流国家的身份,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尊重和赞誉。在伊丽莎白全方位的改革和调整中,宗教宽容政策是一抹十分抢眼的色彩,它使英国免遭宗教战争之危,保障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并成为解决宗教矛盾的一种新途径。本为将对此进行简要论述。     

传统宗教社区历史变迁中宗教与社会互动发展的张力研究——以内蒙古托克托县永圣域村为例

本文深入剖析了永圣域这个农村宗教社区经过近百年不同时代的洗炼后天主教信徒生活方式的历史变迁,探讨了天主教随着当地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三个要素互动发展中所显示出的弹性张力,揭示出宗教为适应世俗社会发展的内在适应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