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0年陕西大旱灾期间天主教组织的慈善救助活动

1928年至1930年，正值蒋介石与冯玉祥争夺西北之时，百年不遏的特大旱灾降临在西北地区，其中陕西省受灾最为严重。在此次灾荒中，不仅南京政府和社会民间团体积极参与赈灾活动，陕西天主教也在当时及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参与了赈灾救助活动，开办了孤儿院、养老院和诊所。这给予了陕西灾民一定的帮助，并对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国内苗族宗教研究述评

苗族宗教研究历来受到学界的重视,成果颇丰,但是缺少系统的梳理。本文对20世纪以来国内苗族原生宗教(原始宗教)、制度化宗教(基督教与天主教)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与分析,以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开展苗族宗教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施米特的代表理论

代表理论在施米特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对罗马天主教独特性的分析,施米特向人们展示了代表的人格主义、权威性、公共性等内涵。在他的宪法学说中,施米特又与同一性原则相对照,对代表相关问题进行了阐发。施米特的代表理论与他对政治的理解是一致的,他突出对人的关注,彰显政治的特性,表达了一位政治学家、法学家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     

马相伯及其天主教本土化理论——从结合体到和合体的转变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宗教家、政治家。他自幼便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天主教文化的良好教育,这两种原本异质的文化结合在马相伯一人身上。这两种文化之间无疑是具有张力的,而马相伯的一生便是这种张力的充分映照。如何消除这种张力,如何从异质对立的结合体转变为相成相济的和合体,这也便是天主教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信仰研究

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小船渔民宗教信仰的历史.结果显示: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既有世俗化的社会因素,也有长期处于社会边缘孤独心灵需要慰藉的精神因素.当天主教在华势力逐渐坐大时,为了维持皇权统治的格局,帝国的政策经历了从包容利用到紧缩限制、再到全面禁止的过程.然而,渔民教徒的信仰立场和认同倾向却出现了悖反帝国伦理—宗教的情形,进而与传教士一道形成了信仰共同体.这种张力真实反映了处于社会"底边"的渔民群体在精神层面上的潜藏意图和无声力量.太湖小船渔民信仰天主教的案例,既呈现出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图景,也展示了帝国、天主教与渔民三者之间日常互动关系及"底边"群体的生存逻辑与生命意义.     

晚明时期利玛窦传教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晚明时期利玛窦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调和中西方文化,进而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传播,这些方法和手段对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从实现传教士的中国化与当今海外汉语教师的素养,展示欧洲文明的"西洋奇器"与当今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建立《天主实义》儒学化理论与当今海外汉语教材的"本土化",天主教传教于"无形"与当今中华文化传播策略等四个方面探讨利玛窦传教对当今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     

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回顾与展望、特征与趋势

从公元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300多年,中国神学发展的一大特征是其关注的重心从政治转向社会文化,再从社会文化转向教会。唐朝的景教关注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神学关注对政治结构的适应;明末清初的中国神学本身就是天主教传教士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果。此后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关注的是中国的社会形势和社会文化问题。20世纪上半叶的后期,部分中国教会领袖开始把关注重心转向"灵命"培养和教会使命而使中国神学"走向教会"。中国神学未来的发展将会把关注的重心从教会转向社会文化,再转向政治。     

抓本务实 趋利避害牢牢把握宗教工作的主动权——透析当前宗教工作面临的形势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不仅自身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产生着异常久远而广泛的影响.我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多宗教国家,长期以来宗教问题却被认为是一个局部的、边缘的问题.50年代到60年代,只有做宗教工作的人和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人关心宗教,在学术界也没有宗教学这门学科.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成为宗教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兴起的标志.     

同治回民起义与陕西天主教的传播

同治年间 ,因回民起义军“不杀在 (天主 )教人” ,引发了陕西汉族百姓纷纷皈依天主教以避战乱 ,天主教在陕西境内迅速扩展。从而揭示出清代末年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特点     

从荒岛贼穴到聚落街庄——以涠洲岛为例看明清时期华南海岛之开发

明清时期华南海岛开发中权力和利益的纠葛错综复杂,显示了国家政权扩张与地方社会之间长期调适过程的实态。涠洲岛所在北部湾海域自古盛产珍珠,民间以采珠和渔捞为业。明代先后在涠洲岛和沿海地区添设采珠内监衙门、游击将军和守海水寨,竭力垄断珠池,打击民众非法私采。涠洲岛及其周边海域成为明政府与珠盗周旋角力的舞台。清代以后,涠洲岛上偷渡私垦活动屡禁不止;同时多股洋盗在粤西和安南之间出没,冲击海防秩序,使官府的海岛经营策略长期处于封禁和开放的两难境地。至清末法国传教士协助大批广东客民移居岛上,迫使清政府放弃封禁政策,涠洲岛稍具规模的聚落街庄得以逐渐形成,国家行政构架构最终在岛上稳固起来。基于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促成了涠洲岛生本土信仰与外来宗教、渔民村庄与客家聚落混融共处的独特的历史遗存和社会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