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用语看魏晋南北朝天师道的发展变化

魏晋南北朝是天师道的发展改革时期,也是道教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天师道文献用语语义系统的对比,可以看出,从魏晋到南北朝,有些意义系统一直保持高新生率,如文书典籍、典制、修养信仰、过恶惩贷、器物工具等.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增长点,值得注意.魏晋时期,天师道草创不久,理论粗糙,科仪简单,组织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张...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论析

“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只是李纲的个人宏愿而已。北宋覆亡后,以高宗为首的南宋小朝廷处于节节败退状态,何谈赢得“二圣环”之事！南宋初期,文恬武嬉,特别是宋高宗无心抗战,军队士气低落,哪里有“精兵十万”可拥？任李纲为相本来就是高宗十分勉强的选择,有难言之隐,只是“虚位以召臣”而已,将李纲当作威吓金人的物象,统帅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权力,其军事才能得不到充分验证,加上群小出于私心的围截,使每一步重大决策都不能如愿实施。李纲的宏愿值得颂扬,但过早为宏愿的实现下结论又与现实稍有距离,显得有些“机浅”。     

《鄞州慈善志》的学术价值及地方慈善志书的纂修

《鄞州慈善志》的纂修其内容尚称丰富且颇具功力。该书以其比较全面的记述,展示了鄞地自古至今慈善文化的传承及其作用。鄞州的慈善史志纂修工作在全国区县一级中具有"三率先"的意义。《鄞州慈善志》在编纂体例上:一是努力凸显鄞地慈善的个性化特质;二是将慈善与公益广泛兼容;三是理解把握慈善专志"资治、教化、存史"三大功能,强调不以"资治"为要,而应以"教化"为首。当今研究和撰写地方慈善志书有必要认识到: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悠久的渊源;慈善志书的纂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认真把握好《慈善志》的编纂体例及内容。     

现存志料、采访册、调查记等文献概述

志料、采访册、调查记等文献大多是在实地征访、调查基础之上,为他日编修方志保存资料而作,具有方志初稿性质。其在编纂方式上不拘泥于方志体例,采用多样记录形式;在内容上跳脱旧方志类目框架,紧跟时代潮流;在作者群体上不局限于地方士绅,多由专业人员参与编写。这些文献保留了许多正式方志舍弃的一手资料,因此,应该受到足够重视。     

佛教传入后志怪叙事性格的变化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迅速发展,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一场潜移默化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从"史学"的一部分发展为注重故事性、趣味性的"文学";内容上,从对自然世界的关心转变为对人性的关心;结构上,从单线直叙完善为人物复杂,因果错综,情节曲折的志怪文学.这种变化兴盛于佛教在中国迅速扩大的晋唐之间,形成了不同于初期志怪的佛教类志怪,并推进了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     

壮族天琴源流探微——壮族天琴文化研究之二

通过对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初步认为:壮族天琴发源于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古为金龙峒),源自当地原住民族壮族布傣族群在祭祀活动中使用的礼器或法器"叮鼎",其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至汉代的骆越人。宋至清代流传至凭祥、宁明、防城等地,中法战争后流传到与广西相邻的越南地区。     

藏汉文化视野中的绝地天通思想——以古藏语“木给(dmu-skas)”与古汉语“建木”为例

本文认为古藏语木给（dmu-skas）是指通天之梯,古汉语建木是指通天之树,古汉语建木是古藏语木给的译音。木给与建木反映的是藏汉古文化视野中的早期原始的绝地天通思想。在藏汉民族古文化视野下,这种绝地天通思想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大致经历了巫觋管理阶段、人人为巫阶段、政教合一阶段、前三者合题阶段等几个发展阶段,但是,在各自文化视野里每个阶段及其表现形式又略有不同。藏族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这样或那样的教派以及各种活佛系统产生发展之历史,其实说到底就是藏传佛教文化视野下绝地天通天人合一思想的一部演绎历史。     

清末民初日本对川渝的调查——以《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为研究范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国力疲弱。各国列强为在博弈中占领先机,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日本由于地缘的接近以及文化上的渊源对此项活动更是心存偏执。在日"经略中国"的背景下,地处西南、环境闭塞的川渝也未能逃脱日本的深入踏查。其中,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川渝踏查规模最为宏大且"业绩"斐然,近10年的调查成果被收录在《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卷中。对四川卷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解构日本对川渝调查的进程脉络,还可以为川渝地区的历史地理、区域史研究提供资料信息。     

苏学园地绽新葩 ——申平 《苏东坡小小说译评》 读札

申平编著的《东坡小小说译评》,是苏学园地的一株新葩。其选题之新颖、译文之畅达、点评之精当,填补了苏学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与学术价值,不愧为一部别开生面的东坡研究力作。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