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隐秀之象——论正始诗歌的意象表现特征

正始诗歌中的意象表现,深受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隐秀之象”。“隐秀之象”的特征为圆融会通与圆融蕴藉,前者既有象征意义,又不拘泥于某一确指之义;后者则既有所指,却又不明示,表现为委婉、含蓄、朦胧而多义。正始名士重“意”,主张“得意忘象”,但亦不绝弃“象”,而是要求“寻象以观意”,从而形成诗歌创作中意象融合、形神互济的表达方式,即在形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以及神的远邈     

论北宋晚期的晁氏家族文学

晁氏是宋代著名的文学世家。到北宋晚期,晁氏作家的创作整体上达到顶峰,并呈现出不少共同特征:流露出明显的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家族荣誉和清正家风得到弘扬,浓厚的宗族亲情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得到充分展现。在北宋党争和徽宗朝黑暗统治的打击下,晁氏深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文学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展示出宋代家族文学的特有魅力和发展规律。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与学术新探索

新时代新征程为学术研究开阔了视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为了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新飞跃”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时代主题,努力探讨“传统学术的精华通向唯物史观的内在逻辑”和“剖析典型性命题,展现中国智慧的光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对新课题作深入考察和精心阐释,拿出原创性、时代性、体系性的新成果,定然使研究者和受众成效显著地提升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更加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创造力和旺盛生命力,确立文化自信,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韇和胡禄的源流及关系考证

通过对中国本土的盛矢之器韇的词源和语义考证,对比外来相似器物胡禄的结构、外形、材质、功能和流行年代,借助考古出土的相关器物、墓葬壁画等图像资料与文献记载等进行考证,梳理了韇和胡禄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明确了胡禄的外译词源及其向中原地区传播的多种途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与发展的不竭动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始终,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独特而深刻的内涵。救国重任的历史呼唤、建国重任的发展需求、兴国重任的时代转换和强国重任的实践映照,推动党始终保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鲜明特质,彰显了党的强大思想优势、政治优势、精神优势和道德优势,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确立、深化发展、赓续弘扬的不竭动力。     

晚明科场风变与士人科举心态的演变

明代科举体制的相对完善,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科举竞争压力、内外廉考官权力的不对等与试文的程式化等内在弊端。随着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日渐壅滞,这些弊端也日渐显露,导致了舞弊、权力寻租及揣摩等科场风变的泛生。科举取士公正与公平性的削弱,使基层士人之科举生存环境渐趋恶化,并促动了士人科举心态由"中和恬退"向"燥竞"与"游离"的转化。     

论陈凯歌影片的意象创造

陈凯歌执导的影片不仅具有精心铸造的叙事话语、声画语言和个性风格韵味,并且运用事物相反相成的规律,反思传统文化和人性,完成影片意象美的创造,体现出主创者在电影创新与审美追求上的起步、腾跃与求索。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