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修养之道——从文本形式进入的思考

《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言行及其与弟子时人的问答,解读时宜把语录意义与语录存在的具体语境、涉及的特定对象联系起来;假如脱离具体境况纯粹作形而上的认识,就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语录涉及的对象大略分为"君"、"仕"和"士"三类,其中的修养之道各有侧重:关于"君",要求仁爱、以身作则;关于"仕",要求敬事、谨慎、谦恭和识时务;关于"士",则要求有信仰和批判的精神,奋发有为。孔子提出这样的修养之道,是根据角色定位("角色")和适时而处("时中")的原则,其中关于个体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认识尤其有当代意义。     

东方的审美之旅——弗莱的理论与高更的旅行

弗莱与高更的东方主义对西方旅行文学与旅游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弗莱艺术理论中对东方艺术的赞美已是众所周知,高更的东方旅行更是西方文化史中一个标志性的跨文化事件。如果说弗莱的东方主义仅仅是对东方之美的书面赞美的话,那高更的东方之旅则是用脚步丈量了异域的山水,用生命体验了他者之美。广义的东方世界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常常只能在想象或艺术中才能触及的异域世界,理解并深察什么是真正推动世界旅行文化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正是从事理论探讨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文化艺术旅游深含对异域文化的热爱与追寻,甚至怀着无限的渴望及各种不可预测的冒险精神来探索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对文化及异域之美的无上追寻,而这正是那些勇敢无畏的艺术家及其理论支持者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论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政教观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政教观以教化为旨归,强调心性涵养、“性情之正”是实现外在政教的唯一途径和手段,把文学价值取向引向主体心性修养,将审美触须深深地扎向人的心性道德,赋予了《诗经》以道德的规定性,这种政教观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托克马克之恋

一百多年前,当“誓死不降清妖”的一支回民起义军摆脱了清军的追剿,进入俄国境内后,托克马克成了他们的第一个落脚点。 托克马克,我国唐代称其为碎叶。作为丝绸之路北道进入中亚后的一个重镇,曾与中原有过密切的政治经济来往。 如今,本文作者来到这座当年接纳和善待了回民起义军的城市,开始寻访历史的肪络和飘落在远方的炎黄子孙即东干人的内心世界……     

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

《理藩院则例》是清朝理藩院治理蒙古地区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结合其中律条分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主要有德主刑辅、恩威并用、控制蒙古族上层人士;严刑竣法、严明禁令,对蒙古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确保中央对蒙古地区的专制统治;维持封建等级制;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等。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对蒙古民族的专制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