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之爱——朱莉娅·克里斯特瓦宗教观的透视

法国当代著名后现代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的宗教观以后现代思潮为背景,借鉴精神分析、宗教史等研究成果,提倡塑造普通母亲般的圣母形象、双性同体的上帝形象,走向多元包容的基督教应该成为治愈当代人心灵创伤的良药.她的宗教观不仅丰富其理论体系,还使基督教走下了神坛,从而为当代基督教研究乃至跨学科文艺思潮增添克里斯特瓦开放多元的理论视角.     

中国山水画论笔墨说的形而上底蕴——以唐岱的天地观与笔墨说为考察核心

唐岱在《绘事发微》之《自然》篇中提出了"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思想,表明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使笔墨之自然能够合于天地之自然。这一共同性关键在于对自然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自然即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天地之自然"指的是天地化育万物时那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笔墨之自然"描绘的是天地中那处于生命的自然状态的山水,也因此笔墨成为绘画显现天地生生本体的载体,二者相合于体现自然状态的生命境域。但是,唐岱并没有详细解释二者的根本差异与相合的方式。从当代自然美学的视野来看,天地之自然是自然审美对象,而对应于西方自然观的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观,"天地"近似于自然美学中"自然","笔墨之自然"所描绘的应是形而上的天地观。"相合"思想折射出的重大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通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而笔墨为何能描绘山水生命的自然状态,完成与天地之自然的相"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突破中建构:论新世纪女性诗歌的精神向度

21世纪后女性诗歌日趋成熟,精神向度逐渐多元。延续1990年代的日常化写作诗意与智性并存的走向愈加深化,底层生活及其生存现状大量涌向诗人的笔端,与存在、灵魂、信仰等相关命题的揭示打破了理性、深刻、哲思与女性天然悖离的神话,使得女性诗歌出现了更多的异质元素,拓宽了诗歌本体的表现范围。     

凤凰来仪与民族和平

《尚书》所载"凤凰来仪",作为《韶乐》表演的一种结果,其深刻含义是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和平,亦即排除战争、刑罚等等人身利益冲突的政治行为。它是三代之治、唐虞之道的重要标志,也是历代中国人关于人身安全、人际关系、民族关系乃至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理想与梦想。     

意识形态对《天堂蒜薹之歌》英译本的操纵体现

通过分析《天堂蒜薹之歌》的英译本,探讨意识形态中各因素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操纵体现。尽管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坚持忠于原著的翻译原则,但由于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个人审美倾向等因素的影响,其对原著的翻译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写。     

就《推销员之死》的两个译本谈英语文学作品中人名的汉译问题

人名作为专有名词相对来说译法应该比较固定,可是长期以来对于人名往往还是译无定则.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虽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但这个自由度也应该以原作者的创作意图为前提.文章拟对《推销员之死》一剧两个译本中人名的翻译进行分析,探讨两个译本中人名翻译的得失,以期为文学作品中人名的翻译方面提供参考.     

王阳明“误读”朱熹格物论之重思——基于心性之理与万物之理关系的考察

王阳明批评朱熹格物论“析‘心’与‘理’而为二”是否为误读,可谓众说纷纭。朱熹既然强调“心具众理”且“万理具足”,则即心求理应属可行,且足够穷尽世间万理,但他却要求学者一定去即物穷理,似有自相矛盾、心理为二之嫌。然而,朱熹的即物穷理实有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两个隐微前提。心中性理须即物而显,故虽“心具众理”,而穷理工夫必于事物情境之中展开;万物之理乃心性所立,则虽即物穷索,而所求亦乃即物而显的心性之理。因此,朱熹强调即物穷理,同时也是彻底坚持了“心具众理”“心与理一”的原则。然而,相关前提在朱熹哲学中虽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直至阳明哲学才被明确诠释出来,从而正式澄清了格物工夫中物理与心理的合一问题。抛开误读问题,朱熹哲学天然内具却未充分展开的内容,到阳明哲学则被明确诠释而大放异彩,可说阳明格物论是对朱熹格物论逻辑一贯的发展与完善。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亲子否认原告资格的司法困境与纾解路径——基于利益衡量的视角

多数学者在理论层面将《民法典》亲子否认之诉的原告范围解释为法定父亲或母亲,但实践中法官通过能动适用司法,已经出现诸多承认生父原告资格的裁判。当法定父亲未与子女建立实质家庭关系且丧失抚养子女意愿时,承认生父原告资格既不影响婚姻家庭稳定性,与未成年子女、婚姻双方当事人以及第三人利益也不存在冲突。因此,经DNA鉴定确与子女存在血缘关系的生父,若能提供证据证明子女在原家庭生活中可能遭受合法利益损害,并确有与该子女建立社会家庭关系意愿时,承认其原告资格具有正当性。为平衡多方利益与兼顾法律衔接性,生父提请诉讼时,子女未满八周岁的,应征得子女母亲同意;已满八周岁的,应征得子女及其母亲同意。     

曹植的赋美学观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