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

性别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无区别的概念。对"性别"的关注和思考,构成其互补共存的基础;而理论背景、关注焦点、批评对象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又使之在文学审美和性别诗学的建设等方面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性别批评力图摆脱男/女二元论的文学批评模式,融入复合式的批评视角,在女性文学身份疆界和叙述疆界方面有所开拓,总体上呈现出流动、复合、多向延展的特征。     

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话语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和策略的分析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不仅提高了女性在文学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地位,对我们今后的翻译实践也具有指导作用。     

曹禺戏剧中知识女性悲剧命运探析

曹禺先生始终对女性的生存困境充满深切关注,他怀着深切的同情和热烈的赞美之情在他的剧作中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深受"五四"的影响,在妇女解放思潮的感召下,逐渐觉醒,萌生了初步的自主意识,主动争取女性的权利,勇敢地与男性抗争。但在强大的男权社会压迫下,女性因自身主体性残缺,经济上依附,文化上受歧视,她们的反抗最终归于失败,陷入无以摆脱的生存困境。本文以女性文学批评为视点,围绕女性生存困境,分析其原因,揭示知识女性悲剧命运。     

不可译论的女性主义重释

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扩大和翻译的跨学科、跨文化转向,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并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女性主义译者通过采取干预性的翻译策略和发掘被埋没的女性作品,颠覆语言中的父权意识,以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女性主义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翻译标准和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提供了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独特视角,为解构“不可译论”拓展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就双关语英汉互译而言,可以采取谐音补偿、形象替换和意义取舍等变通策略,变不可译为可译.     

吉姆·克雷斯《传染病屋》的新女性主义书写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蓬勃发展为女性主义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与批评范式。英国作家吉姆·克雷斯的第九部小说《传染病屋》以其蕴意深远的多维之美在女性主义的审美解读中焕发异彩。克雷斯聚焦女性与男性的个体与群体形象,创造了新世界中以玛格丽特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新女性与男性形象。克雷斯通过描写逃亡三部曲．勾勒出新女性代表——玛格丽特,展现其蜕变的历程的三个重要阶段。玛格丽特从传统父权制下的“他者”身份过渡为渴望摆脱“他者”地位的具有反抗精神的勇士,到最终实现了具有独立精神、个体意识与男性气质的新女性形象。克雷斯同时展现了富兰克林的女性气质从压抑到爆发的过程,从而塑造了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最终圆满地完成了新女性主义的书写。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及其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

弗吉尼亚·伍尔夫对语言问题的思考集中于语言表达技艺的传承、语言资源的男性传统、女性语言、男性批评话语霸权等方面,基本上持传统的工具论语言观,为女性主义批评建立起到了奠基作用,为其多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盖尔·戈德温的短篇小说《一个悲伤的女人》的女主人公因不满于自己贤妻良母的角色,试图逃避丈夫和孩子。然而,由于习惯于这一特定的性别角色,她发现自己已无法胜任其他的角色。她陷入忧郁,最终自杀身亡。然而造成女主人公悲剧的主要原因是父权制度社会。     

倾听“他者”的声音——试析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对翻译研究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理论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打破传统理论封闭、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等值”、“忠实”等先验性标准和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这一潮流中,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动摇和解构传统理论和话语霸权的思维模式及其深层结构,而且在不断改变自身“边缘化”、“他者”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具有多元结构、多种声音的崭新翻译理论的全面构建。     

人本主义、女性主义与理想主义三重奏--论舒婷及朦胧诗审美典范的意义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最引人瞩目的成就,是文革后中国新文学崛起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朦胧诗群中,舒婷无疑具有审美典范的意义.其诗作具有共同人性审美趋向的丰厚内涵,体现了人本主义哲理、女性主义意识和理想主义精神的艺术融合,从而进入了中国诗歌的经典行列.     

方兴未艾的女性宣言书——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建树

随着翻译理论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其全新的女性视角成为译界的一支新秀。女性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它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要大力彰显译者主体性并提出翻译是一种政治行为。诚然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有一定的自身局限性,但它对翻译理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其本质是女性主义者的一种言语行为和政治抗争,对女性在各个领域地位的提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