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从《翼教丛编》看叶德辉的学术思想

湖南维新运动时的新旧之争 ,不仅是一场政治立场之争 ,也是一场学术文化之争。从《翼教丛编》及叶德辉其它的学术活动与主张来看 ,其反对变法 ,在学术文化上至少有三个原因 :其一 ,出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 ;其二 ,经学研究中的汉学取向 ,使他不能同意维新派的一些主张 ,如蔑视训诂、追求大义等 ;其三 ,从古文经学的角度出发 ,叶德辉崇《左传》斥《公羊》 ,不同意新派人士对公羊学的鼓吹。这些主张自有其学理的根据 ,但他反对维新变法 ,逆历史潮流而动 ,仍然是要批判的。     

中西“礼仪之争”与中国近代化转型——从话语之争到身份之辩

始于明朝的西学东渐浪潮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基于文化差异而引发的礼仪之争既体现了中西方话语权的冲突,更揭示了不同文明下的身份之辩。西方展示出一种相对开放的话语体系接受多元文化,而当时的中华帝国的话语体系则相对封闭,强调文化的内在系统循环性。在身份认同上,中西方均追求基于一元身份的中心地位,否认合作式的多元身份共存,这是中西礼仪之争的实质所在。西方以救世主心态对外散播其宗教文化,借助工业革命的浪潮,顺应了近代化转型的需要,最终形成了西强东弱的近代格局。     

刘继明与中国乡村乌托邦意象的营构--以长篇小说《人境》为中心

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以神皇洲村作为地域载体,以中年马垃作为叙事主人公。马垃兼具当代文学史上萧长春、梁生宝等“社会主义新人”理想与高加林的“个人奋斗精神”,在生与死、情与欲、爱与恨、个与群、城与乡之间反复挣扎,去意彷徨,由此呈现出当代乡村生活的复杂面相,探索当代农村发展的可能性路径,表达无处寄托乡愁的惆怅与无奈。小说与经典文学著作之间的互文性表现在人物结构、形象性格、情节设计等多个方面。小说中的神皇洲在时空聚焦、今昔对比中逐渐呈现,多视角多层次的观照使得这座荆江边的小小村落具有了整个中国乡村的“全息性”意义。对神皇洲的地域书写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细节生动性,开拓了小说叙事的审美空间;增强了小说文体的参差错落感,在一定程度上舒缓、消解了思想性、议论性文本的过于坚硬的、密集的表达偏执;营构了经典性意义上的乡村乌托邦意象。     

吕澂与熊十力的“性寂”“性觉”之辩

吕澂与熊十力之间的“性寂”“性觉”之争被称为“辩佛学根本问题”,实际上,二人所理解的“性寂”与“性觉”并不分别符合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心性本净说”的本义。通过对比吕、熊的“寂”“觉”之争与朱陆之争,可知吕澂的“性寂”与朱熹的“性即理”、熊十力的“性觉”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具有思路上的一致性,由此牵扯到的为学功夫上的“革新”“返本”之争亦与朱、陆的“格物”“明心”之争极为相似。因此,吕、熊之间的“寂”“觉”之争,并非是在争论佛学根本问题,而只是披着佛学的外衣在争论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其实质是朱陆之争的继续。     

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论朱陆之争

朱熹和陆九渊前后有六次争论，可归约为为学之方、经典诠释、人物评价等三项内容，反映了朱陆在理学本体论和工夫论上的深刻分歧。朱陆之争在其后的理学进程中有重要意义，是理学理论水平的一个尺度，也是理学发展的一个契机。对朱陆之争理论性质的诠定，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显示了明清以来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的变迁。     

三国时期“借荆州”事件中的权势制衡探析

赤壁之战以后,荆州的归属成为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孙权将荆州部分土地借与刘备,刘备得以在荆州南部立足,为三分天下奠定了基础。"借荆州"的历史公案,千百年来多有争论。事实上,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只是"借"了江陵(今湖北荆州市)及其附近的城池而已,并非"借"下整个荆州。刘备通过借荆州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暂时遏制住了孙权在荆襄一带的发展,二是建立了北进中原和西图川蜀的基地。孙权"借荆州"给刘备虽属无奈之举,但也实现了制衡内外的两大目的,一是维持了孙刘联盟,把长江中游防卫曹操的重担转嫁于刘备,自己全力以赴抵抗曹操在东线的进攻;二是假刘备之势遏制了周瑜势力的发展,实现了其控制内部文臣武将的目的。曹操通过撤出荆州实施了渔翁之计,借刘备与孙权自相攻伐之际巩固了其在北方的统治。"借荆州"是三国鼎立过程中的谋略博弈,也是刘备、孙权、曹操实施权势制衡的政治手段。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