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防卫的许禁之争及其适用条件分析

原不当侵害人对不当防卫能否进行逆防卫,理论上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观点。当面临生命或重大健康安全时人会本能地反击,这是人性的表面,国外立法和我国正当防卫制度都没有否定原不法侵害人的逆防卫权。着眼于加害与被害的关系,否定逆防卫人的逆防卫权有脱离现实之嫌。但逆防卫毕竟是一种特殊的防卫,如果按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要求逆防卫人,不利于原防卫人权利的保护,因而还必须为其设置一些特殊的限制条件。从逆防卫的特殊性出发,除满足正当防卫的一般条件外,逆防卫的成立还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不当防卫必须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二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不当防卫非常紧迫;三是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不允许进行逆防卫;四是逆防卫人必须履行躲避义务。     

观德之射--“争”与“不争”之间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在儒家哲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乡射礼的具体描述,表明了“射中正鹄”要身与心同时修养及内正方能外直的思想。射箭竞技必然会带来输赢的判定,从而引起纷争,儒家将射箭过程充分地礼仪化,在“不争”中去化解“争”,从而提倡“君子之争”。     

论美学的中国化历程——以朱光潜的两次美学论争为线索

自西方美学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输入中国以来,美学就开启了其中国化历程。吕澂从“美的要求”出发,倡导建构一种“全体的美学”,为美学中国化定了基调。然而,“五四”反传统的时代文化心理和东西方在形而上学上的分歧,阻碍了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及审美经验的融通与结合,美学中国化一度陷入了困境。直到朱光潜“情思融会”说的提出和朱鲁之间“静穆美”之争的发生,美学在经历了从美学观念的接受到辩证思维的引进、再到与本土形而上学的接轨三个阶段后,才初步完成其中国化历程,并走上了理论阐释与创作的艺术展示交叉整合的发展道路。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德关系研究

在近代中外关系中,中德关系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双边关系。文化交流视角下的中德关系研究,呈现出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思想文化的憧憬、模仿与内化:洋务期间中德的军事交流,不仅有助于德国在华良好形象的构建,而且为教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自清末新政起,中国教育近代化深入到制度层面,其学制演变中德国的教育理念贯彻始终;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以科玄之争为代表的文化论战,对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论战所体现的不仅是对西学的继承,更是中西文化交融下的创新性发展。然而中德之间不平等的文化交流,使得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     

黑格尔与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基于伽达默尔《黑格尔的辩证法》展开的学术钩沉

黑格尔将辩证法问题上的“古今之争”处理成“古今之辨”,通过差异比较、沟通对话,融汇古今辩证思维于一体,形成包含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的概念辩证法。概念辩证法统合认识中运动着的绝对精神以及绝对精神对自身的反思,揭示人的主观思维形式的逻辑进展与绝对精神自身的辩证进展之间的同一性,并基于概念间的内在关系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辨逻辑体系。辩证法执定思辨的逻辑而遗忘了语言,概念间的理性推演取代了语言对事物的言说。伽达默尔则认为,事物在语言中存在,以话语方式呈现。辩证法就是在问与答的对话中说出事物自身的话语方式。伽达默尔重新确立了语言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为对话辩证法赢得了尊严。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时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     

清代汉学：“兴奋”与“紧张”之间——读张循先生《汉学的内在紧张：清代思想史上“汉宋之争”的一个新解释》

（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清代思想界所谓的＂汉学＂＂宋学＂视为一个客观的、有固定内涵可以归纳的对象,并往往欲对二者＂下定义＂。实际上,清人对＂汉＂＂宋＂的使用分歧丛出,在他们自己便未提出任何客观公认的标准,更无固定的＂定义＂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