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中越学界关于南海问题部分观点的思考

近年来中越学界对南海问题研究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学术观点,不利于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的处理与发展。近年来中越学界关于南海问题的部分研究需要更加理性,需要更积极地从中越关系稳定的长远大局进行研究。同时党际交往依然是南海问题与中越关系发展的“压舱石”,成熟的党际交往机制使中越决策层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实际上有利于双方决策层避免“信息不对称”,从而从最大程度上管控分歧。     

社会·医学·伦理：灾疫行为的多维透视

灾疫行为是灾疫研究的直接问题对象,它现实地展开为灾疫场境中的社会行为,因而有待灾疫社会学的诠解。生命安全和健康问题是灾疫行为最切近的要素,由此灾疫医学构成了理解灾疫行为的又一维度。对灾疫医学行为的理解,最终须借助灾疫医学伦理研究。国内学界对医学道德原则的界定、尤其是对灾疫医学行为的伦理反思,可能启迪灾疫伦理学的相关研究。     

乡村振兴:谁在谈,谈什么?

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形成综合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思路。 主流政策派以供职于国家政府部门的学者型官员或研究人员为主,其焦点在于如何完善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主流政策派立足于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容阐释,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必要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机制以及规避误区作出论证。 学界理论派重点关注乡村振兴的立论基础和基本模式,乡村振兴具有多种立论基础,而乡村振兴的基本模式则具有保底式发展、内生式发展和依附式发展三种向度。 基层实践派以基层一线工作人员为主,以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实施为发力焦点,其中县级干部扮演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冶和“施工队长冶的角色,乡镇干部则是加速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践行者,而村干部则构成乡村振兴最基础和最坚实的力量。 然而,在几乎所有的讨论中,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却集体失语,并再次被政府和学者普遍“代言冶。 未来乡村振兴的探讨方向应重点推进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上下结合冶,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乡村振兴的社会动力以及乡村振兴多元实践等方面的理论概括,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讨论、规划和行动,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大循环冶。     

西方学界的东方转向及其应对:跨文化比较诗学评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衰退,文明重心逐渐东移。以跨文化研究为本质特征的比较诗学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兴起和发展,是西方学界的"东方转向"的产物,这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某种重大转折或某种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东方仅仅是包含了中国而不能等同于中国,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作为东方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内的比较诗学研究基本围绕中西诗学,带有较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我们还需要向非西方和后发展国家等多方面地拓展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在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中自觉推动中国诗学,主动积极融入世界主义诗学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赋予其新的内容与形式,这对于未来中国诗学的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市说新语——跨区域市镇的学界述评

市镇由来已久,为社会经济结构中重要的一环,具有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多重意义.多年来市镇的研究是诸学科的热门话题.本文拟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市镇的研究作一综述.对市镇的基本定义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侧重点进行梳理,并对源于川西研究经验的施坚雅集镇和区域体系理论作一简述.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学界科学家对美国创新发展的直接参与和贡献分析——以通用电气公司为例

创新驱动本质是人才驱动,科技创新离不开科学技术人才。科学家是推动美国经济崛起的关键力量,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与经济发展黄金期,科学家成为电力、化学、电子和航天航空等战略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浪潮的智力动力源,使美国抓住创新发展机遇窗口,跃升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并走向霸权之路。通用电气是美国国民经济崛起时期的代表性高技术创新型企业,更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典范,通过历史纵向的研究方法,分析其发展历程,选用科学家创新创业案例,考察科学家在美国高技术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可以为中国新常态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行政法院的设想与前途

<正>"民告官"在中国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依法治国的标志之一。此次《行政诉讼法》修改,亦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背景下,被寄予厚望。其间,一直被行政法学界强烈呼吁的行政法院设立问题再次被提出。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为中国法治建设开启了"民告官"的制度先河,这对于破除传统等级观念,培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文化,限制行政权力膨胀,监督政府,建构权利制约权力体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实务界一致     

清代官员为何自称“奴才”

学界对清代“奴才”一称的理解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征稿启事

自创办以来,《西部蒙古论坛》发表了大量有关西部蒙古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关系和现实问题方面的论文和资料,有力地促进了蒙古学的发展,起到培植蒙古学研究新秀的园地作用,开拓了各民族专家、学者相关研究学术对话渠道,从而被国内外研究中国蒙古学的各民族学界同仁所瞩目,为从事社会科学的相关各界人士所重视。随着日益增强的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