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

近年来,学术界对宋学源头的考察日益深入,不但揭示出北宋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宋学之滥觞,而且进一步肯定此前的北宋学者和政治家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的开山,引领宋学研究风气之先声。范仲淹不但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春秋》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学义不做官之谜

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之一葛振林官至正师级干部,而另一位幸存者宋学义却回乡务农。宋学义为何不做官,成为许多人心头的疑惑,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前不久,河南省沁阳市离休干部李成杰揭开了这个谜底——     

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从学统四起到理学独尊

由于唐宋变革的历史转型,宋代士大夫致力于儒学的复兴与发展,以进一步强化儒学的政治社会功能,推动了宋学的形成。宋学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学派论战、士人党争之后,形成一个由北宋前期学统四起到南宋后期理学定于一尊的局面。理学之所以在学术竞争中能够最终成为国家学说与意识形态,与理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等内在条件有密切关系。理学不仅丰富、发展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思想内涵,同时还为儒学建构出一套形上义理的哲学体系与普遍信奉的经典体系。理学实现了唐宋变革以来对儒学发展的要求,后世帝王接受、推崇理学,与他们顺应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考量有关。     

学术史视域中荀子的崇学观及其与孟学的分野

荀子继孔子之后发挥了儒家的崇学观,但孟子则从性善论的角度并不关注向外之学,这是荀孟二者之间的巨大分歧。韩愈首倡道统说,尊孟而抑荀,被宋明理学家所借用和发扬,孟荀的思想地位遂成云泥。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实质上是由荀孟在学的问题上的分歧作为内因所推动的。     

苏辙与宋代士大夫的学术精神

苏辙《诗集传》是宋学发展过程中的经学著作,其探求义理,不拘旧说,多出新意,体现了苏辙以义理解经的特征。苏辙《古史》总结历史之经验、君臣之得失、战争之胜负,以供当政者借鉴,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特征。这两个特征,既是苏辙学术的特征,也是宋代士大夫的学术精神。     

南冥学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

曹南冥是韩国李朝著名理学家,其学说被称为南冥学。南冥为学,主反己修身,诚意正心,笃实践履,力避空谈心性天理,既合东方儒学的基本精神,也切中时弊。从南冥学的为己之学、内圣外王和宋学思维方式等基本内容可以看出,南冥学是朱子学的分支,是韩国性理学之正宗,曹南冥是接续孔孟道统为己任的程朱理学在韩国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