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宋学——《宋代<四书>学与理学》读后

清儒视考据之学为汉学,而以义理之学为宋学。纪晓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认为汉学有根底,不可视为浅陋;     

略论清初汉学宋学的分化

清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理学盛极一时。但这时的理学已日趋僵化,理学界弥漫着盲从、迷信、虚妄说教的风气。理学地位的独尊和学术的苍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状况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他们从学术的角度,通过考据、辨伪来证明宋学错误,进而攻击程朱理学,为汉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其他来源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庄氏家学,除了庄氏家学以外,刘逢禄的经学思想还受到当时汉学的皖学与吴学,及宋学的影响.全面地看到刘逢禄经学思想所受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对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准确认识.所以,探讨刘逢禄在庄氏家学之外所受到的其他影响,是刘逢禄经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经学背景下的肌理说

在清代学术史上,翁方纲乃持汉、宋之平者。其论诗核心概念“肌理”之理,亦包含汉、宋两种学术背景。仅关注其表面上的汉学家考订之“理”的成分,而忽略其背后隐藏着的宋学家的义理之理,是对翁方纲诗学思想的最大误解。     

江藩学术思想倾向再审视

传统观点认为江藩学术思想为褒汉抑宋,实则不然。江藩学术思想不仅仅得益于汉学,同时也较多地吸收了宋学,宋学对江藩学术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江藩所著《宋学渊源记》一书,恰好体现出江藩的学术思想倾向不是褒汉抑宋,而是汉宋兼采。他的思想与当时学术潮流有内在逻辑关联,顺应了当时学术发展的趋势。     

壮士宋学义为何不做官

闻名中外的狼牙山五壮士幸存者有二人，一是葛振林，官至正师级干部，另一位是宋学义，他却回乡务农。宋学义为何不做官？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前不久，河南省沁阳市离休干部李成杰揭开了这个谜底。     

《论韩愈》与陈寅恪的新宋学情怀

本文以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之《论韩愈》一文为提纲挈领,勾勒分析陈氏探究中国中古思想史之基本线索;先明其问题意识系于佛教入华与中国固有文化之冲突,复彰其过人史识,最后献疑于陈氏所推究之解决道路,稍加评论,指出探问陈氏政治哲学思想面貌的若干方向。     

论陈澧的学术经世思想与实践

陈澧由于受阮元及其所创设的学海堂学风的影响,为学尊尚汉学,并在文字音训考据等领域作出了突出的研究成就。但是,由于受到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内忧外患的冲击,陈澧中年以后的治学旨趣发生转向,他一面批评汉学末流空疏无用,一面表示应该兼采宋学之长,并将学风看作扭转世风的根本之策。不过,他虽然关注时局、主张禁止鸦片、重视科技实学和工商业,但其言论与著述无非是为了发挥传统儒学中“道术”对“治术”的佐助作用,即以学术来调节社会现实危机和世道人心,而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时期所遭遇的社会总体性危机。     

“三元说”与中唐枢纽论的学术因缘

沈曾植、陈衍“三元说”以元和诗风（即中唐诗歌）作为古今诗史发展的一个中枢。他们认为至此之后古代诗歌由类型化进入到个性化的时代,宋诗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中唐诗歌这一特点以及与宋诗的这种联系是由其内在的学术精神所决定的,这是新一代土大夫精神成熟的一个标志。中唐中枢论不仅具有诗史上的意义而且含有学术史与政治史上的意义。这一诗学观念体现了他们在学术史上的独识,也渗透了他们对政治史的独特体验。这在思想与方法上对陈寅格先生早期的学术思路都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