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台电影中的国家形象比较

20世纪上半叶同属外邦殖民地的港台地区,以银幕上对古代历史的追忆为国家塑形,坚守中华儿女的国民精神.台湾光复以后,电影以宏大叙事宣扬主流价值观,维护—个中国的传统形象;香港电影则在武侠的幻象世界中打造具有忠贞与侠义风范的国家与民族形象.新世纪以来,香港与内地电影对于国家形象的叙事立场与理念逐渐合一,台湾电影却仍在文化身份确认的困境中.     

欧洲知识分子的失败 ？

知识分子一直因未能让人们对遭受危机破坏的欧洲重树信心而备受指责。但是,让.维尔纳.米勒认为,对合法的欧洲叙事的呼吁连同对欧洲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其实仍然忠实于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那么,欧洲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塑造,作为澄清者(clarifiers)承担向读者解释欧洲的责任,兼任通俗化解释者和民族传统的阐述者,跨越国界扮演文化翻译者和政治协调者。面对欧洲政治危机,自由和民主应该是欧洲知识分子永远捍卫的价值观。     

菲利普·罗斯作品中的历史意识——论菲利普·罗斯对亨利·詹姆斯的继承与超越

菲利普·罗斯在作品中大量指涉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表现出对詹姆斯影响的焦虑,罗斯是通过继承并超越詹姆斯而成就自己的艺术。罗斯在创作中秉承了詹姆斯的文化守成主义,强调历史与当下的统一性．但是这种文化守成主义经他的改造后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形态。罗斯打破了历史与当下的绝对统一,常在作品中改写历史、颠覆宏大的历史叙事、发掘历史的多面性、赋予当下生活以多元性。罗斯走出了詹姆斯的困境,而自己又陷入文化多元主义的悖论之中。     

乡村工业化背景下柳村的底层叙事——兼质疑宏大叙事

笃信农村工业化的宏大叙事,先入为主地将农村和普通农民界定为整体落后及需要工业化去带动和发展。底层叙事关切底层的具体生存遭遇,反对采用经济的、简化的、单一的视角将底层群体进行"数字化"后的"为权势代言"。实地研究表明,在工厂场域,作为农村工业依赖主体的当地兼业农民,隐忍于资本和权力结盟带来的苦难和社会暴力;在社区场域,资本借助权力汲取土地等资源,"扰民"抗争曲消解为"夹缝中的表达",无法彻底维权。在乡村工业化背景下,应抛开主流话语建构的共赢幻象,警惕村庄权势阶层借助"公"话语的合理性掩饰实现"私"获益,重新审视如何保障底层农民实现"安所遂生"。     

从曾朴到李劼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形成

过去十多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确立了李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创作上的开拓者地位。实际上,中国历史小说现代模式的开创者是曾朴,而完成者是李人。曾朴与李人,均师承法国19世纪小说,以"风俗史"、"非英雄"的审美追求和独立的历史叙述,创作出与传统历史小说演义正史、叙写英豪、表现正统道德完全不同的现代历史小说模式。由于社会文化原因,曾朴、李人的历史小说模式,并未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主流。40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更多是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形式;而历史小说创作,则基本回复到五四前的传统历史小说套路上。     

"伟大传统"中的普桑

普桑是17世纪最伟大的古典主义艺术家,被誉为"哲人一艺术家".如何认识普桑及其古典主义艺术?如何看待普桑与当代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必要将普桑置于西方文化、美学和艺术史的"伟大传统"之中,通过其经典作品来探索隐含其后的复杂美学意义.伟大传统创造了普桑,普桑又创造了伟大传统.他开创的"宏大"风格凸现了古典理性原则,在西方文化古典与浪漫的张力结构中呈现其独到的价值.尤其是普桑所独创的理想风景与英雄风景,拉开了西方风景画登上历史舞台的大幕.后来的伟大艺术家们,从大卫、柯罗、德拉克洛瓦,到塞尚、修拉、毕加索,都在不断向普桑致敬,继续"发明"普桑的伟大传统.     

大放异彩的现实主义宏大叙事——评忽培元长篇小说《雪祭》

《雪祭》是在现实主义备受挤压的处境下,绽出当代中国文苑的一朵色彩艳丽的奇葩。它的基本叙事形式是指向深层理性和道德的宏大叙事。其人物塑造和情节描写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元经验",带有很大的自传性成分;《雪祭》以清晰的理性洞达生活的整体性,以偶然现象显现出现实的必然性;它的宏大叙事特征还集中体现在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统一性上,体现在作者的创作主体性上。《雪祭》的灵魂和精髓是现实主义,它成功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使二者高度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雪祭》最突出的艺术成就。     

谈"老舍化"及其文学特征

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反映新旧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作家 ,其作品表现为“老舍化”的客观性和宏大性的现实主义。文学特征一是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 ;二是反映社会生活 ,特别是塑造人物形象上的典型化方法 ;三是故事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 ;四是利用故事、场面、情节、人物自然而然表现作者的倾向和理想。     

文化政治批判:伊格尔顿与后现代主义论争

后现代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背道而驰,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他以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迎接挑战,旗帜鲜明地从文化政治批判视角切入后现代主义论争,将后现代主义的起因归结为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的失败,并从后现代主义激进姿态中看到其保守本性: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犬儒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表现。于是伊格尔顿对其展开针对性的批判,主张回归社会主义宏大叙事。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清算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中国学术界在移植后现代主义时必须做的工作,因此特里·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