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祖训与宗室犯罪的量罚问题

祖训是明太祖训导后世子孙的皇室家训,是明代预防宗藩犯罪的法宝,朝廷惩治宗室犯罪的利器,并被奉为处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圣条,经过明初的政局变动和后来宗藩政策的变化,祖训的神圣性虽不曾改变,但罪宗的量罚并不遵依祖训教条,而只是一种旗号,假借祖训名义的量罚,对于惩凶除恶、打击犯罪有害无益,宗藩问题的特殊性始终没有改变.     

金代宗室管理制度考论

金朝十分重视对宗室的管理,设专门管理机构大宗正府,职掌修撰玉牒、监察训导宗室、宗庙祭祀等宗室事务;宗正官基本上由宗室属亲者担任,但也适当参用世戚勋旧。另有御史台、太常寺以及其他相关机构也兼理宗室事务。这些兼管机构与大宗正府相互配合,各司其职,从不同方面实施对宗室的有效管理。鉴于宗室也是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金朝统治者对宗室还采取了诸多政令上的防范措施。     

北宋八大王赵元俨生平新探

宋太宗子赵元俨出生于雍熙二年(985),历经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因排行第八,故人称八大王。在太宗、真宗时期,得到了父兄的关爱,恩宠不衰。仁宗即位初期刘太后垂帘听政,因地尊属近易遭忌讳,不得不闭门绝事,直到仁宗亲政后方礼遇有加。他一生未尝参与政治却被数次卷入政治风波,并无军事才能却名闻外夷,综合而言都与他的宗室身份密切相关。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明代辽藩内斗与辽王朱宪㸅被废案

隆庆二年发生的辽王朱宪?被废一案历来颇具争议.以往研究多从辽王信道或其与张居正之关系来讨论,却忽略了与案件有着直接利益关系的辽藩自身的因素.通过分析辽藩宗人对此案的态度及辽王与辽藩关系的变化可知,嘉靖时期辽藩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和以广元王为首的辽藩宗人在废辽一案中的推波助澜,共同构成了辽王被废的重要原因.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

南朝出现了文学集团空前活跃的现象,这与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环境、社会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南朝文人对文学的崇尚是时代价值观的体现,而后者也推动了文学集团的发展并影响了文学集团内部的文人关系,从而使南朝文人的社会生活表现出了新的特征。     

论东晋孝武帝、司马道子之重用宗室、寒士与寒人

由于高门士族的衰弱,东晋孝武帝时期一度皇权强化。为巩固皇族的执政地位,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不断起用宗室人物、士族社会中门第较低的儒学寒士,甚至大力拔擢门寒地微的寒人。以上几类政治群体,对皇权具有一定依赖性,而对高门势族则有抵触,特别是社会基础薄弱的寒人,他们甘于充当皇权与皇族的政治附庸与工具,肆意攻击士族,加剧了皇族的乱政。新的政治势力与群体的出现及其相关政治举措,预示着晋宋之际社会变革的某些趋向,成为南朝政治的先声。     

论北魏元珍墓志的史料价值

1920年洛阳邙山出土的北魏元珍墓志乃魏碑精品,具有极高的文物、艺术和史料价值。元珍生活在北魏平城与洛阳时代的交汇点,正值中古北方制度承转、文化凝聚、民族融合的高潮期,其人生际遇折射出拓跋族宗室政策的嬗变及北魏政权的发展轨迹。元珍在孝文朝毫无优势,真正飞黄腾达是在宣武朝,突出表现在禁卫和侍从领域。孝文帝推进宗室家族化改革后,近属势力急剧膨胀。宣武帝即位,皇权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刻意挑动宗室疏族制衡近属,元珍的扶摇直上正是宣武帝有计划、有预谋、系统地清洗禁省,排抑近属的结果。当局势尘埃落定,国家回归正轨后,宗室疏族侥幸取得的优势顷刻化为乌有。元珍及其子元孟辉的生平履历说明贵族化与家族化是影响宗室前程命运的二维主线,基于官爵权势的家格门第是支配因素,但皇族内部服纪位差更具制约效能。元珍的境遇预示着宗室族群的分化瓦解与广大宗室疏族的宿命,此乃该墓志的史料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