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官员选任制度中的科学内涵

中国古代的官员制度有着完善的体系与博大精深的内涵。它经历过数千年岁月与一代又一代王朝的洗礼,始终有效地维系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有力统治。中国古代人事行政对中国长期统一、强盛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官员管理制度对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唐代是中国封建盛世,典章制度完备定型。唐代官制是中国古代官员管理制度高度发达和完善的重要标志,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唐代官员选任制度中所强调的公平竞争、分科取士、择优录用、选贤任官、依法课吏的原则,为古代官吏机制注入了全新的血液。从现代人事管理角度进行评析,可以从中得出启示,找出其对当代可以吸取借鉴的内容。     

论楚国的“司马”

楚国的官制自成体系,与中原诸国官制迥然不同,甚至职官名称都异于中原诸国。只有“司马”例外,它是为数不多且与中原诸国职官名称相同的职官之一。因此,研究楚国“司马”的设置、职掌及其属官等情况,对于深入探讨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句丽的地方官制

高句丽政权构建是以五部为基础的,即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五部共同组成了早期高句丽地方统治的国家形态。随着高句丽政权构建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对外的征伐、领土的扩张,五部制度逐渐成为阻碍统治者对于加强国家权力管控的掣肘,为了适应国家政权发展的需要,高句丽逐渐形成了新的地方官系统,在五部控制的地区外设立地方官。由此,形成了高句丽独特的五部与地方官并行的行政建制。伴随着高句丽早、中、晚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特点。高句丽发展的每个阶段,五部与地方官制都表现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形态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评述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最为完整,最具特色,因此,楚国官制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密切关注,论者颇多。论者对楚国官制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对于楚国官制的总体,即职官设置、职能及其特点涉猎的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外关于楚国官制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仍然存在着不足。     

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制度知识是政治体制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经长期积累,制度知识的体系至汉末已相当繁密.在汉魏之际与两晋之际的两次大规模战乱中,官制礼仪知识因文献、实物的损毁而破败流失,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仅依靠个别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勉强开展.制度知识历经动荡而未完全散亡,离不开士人家学的支撑.颍川荀氏、北地傅氏、河东裴氏、琅邪王氏等魏晋高门均重视官制礼仪的传习,这项知识特长也成为维持家族威望的助力.     

唐朝群相发展五段说

唐朝群相制发展经过五个阶段 ,即 :三省长官均为宰相 ;只有侍中、中书令、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才是宰相 ;非侍中、中书令而为相者 ,需加“同平章事”方为宰相 ;中唐以后 ,“使相”出现 ;唐朝后期又出现了“内相”。群相制的发展既与当时的行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迁息息相关 ,又与皇权膨胀、相权削减紧密相连     

春秋战国时期官制改革新探——评齐秀生博士新著《社会环境与人才》

齐秀生博士的新著《社会环境与人才》一书,不仅首次对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环境与人才问题进行了整体性的研究,系统分析了该时期人才大量涌现的社会环境因素,探寻了人才成长规律,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有益的启示;而且对古代世族世官制度的解体,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新的选官制度,包括将相制、郡县守令制、封君制、荐举制、客卿制、养士制、考选制、军功制、俸禄制等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些新的人才选拔制度,对秦皇朝以至后世官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国家政权的巩固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当代人才战略的实施也有借鉴意义。可以说该书是近期出版图书中把历史学理论研究与应用学研究有机结合的一部成功的力作。     

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外官制改革的实施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二十七日清廷谕令进行外省官制改革。清廷此举一方面是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另一方面是藉改革以改变太平天国以降所形成的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体系,因此,官制改革过程中充斥着朝廷与督抚间的权利博弈。研究外省官制的实施情况,不但可以观察晚清地方权力体系的运行状况,而且可以体味清末预备立宪的复杂性和艰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