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宝卷

本文就元代宝卷与唐宋俗讲、变文及明清宝卷的关系 ,从讲唱形式、语言文字句式方面进行了探讨 ,旨在阐明元代宝卷在整个宝卷文学发展史上所处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清末民国文益书局石印宝卷始末

文益书局是清末民国时期石印宝卷的开创者和龙头老大.从1909年到20世纪30年代,它大约石印了近80部宝卷.文益书局通过保护版权,广告推销,聘请名家题签、插图和校对等营销手段,成功地将宝卷刊印推入到近代化的出版业中.从来源上说,文益书局石印本宝卷中只有5种新编宝卷,约三分之一源自经房本、善书局本宝卷,其余的都是整理民间流行的抄本宝卷而来.这些卷本或是最经典的,或是最流行的,或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由此可见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消费,是在尊重宝卷特殊性的前提之下来实现商业价值的.文益书局石印宝卷使得世俗故事为主的案头本宝卷大量产生,客观上在向通俗文学方向靠拢,半自觉地汇入到近现代的都市通俗文艺之中.总之,文益书局石印宝卷是吴语区宝卷城市化、商业化、娱乐化的产物.     

觅捡散落的“珍珠”——青海目连戏抢救、保护管见

收藏于青海省民和县麻地沟的《目连宝卷》是我国目前惟一一部首尾保存齐全的目连戏剧本,被专家誉为“中国古老戏剧活化石”。文化部专家组曾对其作出如此评价:青海民和现有的《目连宝卷》戏剧剧本在我国戏剧史上属前所未有,目连戏在黄河以北是青海独有。这一评价说明了青海目连戏在我国戏剧史上的特殊价值和重要地位。随着时间的流失,《目连宝卷》散佚,独具特色的青海目连戏消亡的危险日益加大。抢救这一宝贵的民间文化刻不容缓。     

源同形异说差别：汉川善书与宝卷之比较

汉川善书是善书的一种地方形态,至今仍流传在湖北汉川地区,它与宝卷在艺术形式与说唱内容上有着密切联系。汉川善书与宝卷在艺术结构、句式结构、演唱形式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在宣讲内容上也是宗教性与世俗性兼容,但仍存在艺术形式、说唱内容、讲唱场境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汉川善书的通俗化表演及哭文化与严肃的宝卷宣讲形成反差。研究宝卷与汉川善书的异同,对汉川善书的理论研究及汉川善书的保护实践有双重指导意义。     

河西宝卷对走廊文化的注解及其当代价值

河西民俗传统、民间信仰、家园观念等民间文化都是时代主流文化在河西地区不断沉积的结果,历史铸造了河西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河西宝卷是在河西这一特殊地域中经历了文化"潮汐"传承下来的,给我们的认识经验是:传承华夏文明即要延续家园向往的保障力,创新华夏文明不能将地方和中央分离,正如不能将"人"和国家分割为面对面的"个体",而是知行合一的"共同体",要真切把握文化之中的"人"的切实需求。     

民间想象的西王母——以世俗宝卷中的王母为例

世俗宝卷中的王母形象虽是根据小说、戏曲改编而来,但更强调王母凡人的性格与民间的审美趣味。小说、戏曲中,普遍将王母视为玉帝的配偶神,庆寿、献桃、度化成仙是王母的主要工作。王母职掌虽与人间后妃靠拢,但整体表现却是超凡脱俗的。提及王母的世俗宝卷有三类：一种是与牛郎织女故事有关,一种是女儿私自下凡故事,一种是王母主掌蟠桃园和女仙产生联系的故事。宝卷中的王母职能在长生延寿、主掌刑罚等部分大幅下降,反倒是母亲的身份与天界纪律守护者的职能被放大,只是王母依血缘亲疏来决定对女仙的惩处,展现了天界对人世间的反映。总的来说,世俗宝卷中的王母不仅职能上仙味尽失,性格上也越来接近凡间俗妇,可以说是一位以民间的想象建构出的王母形象。     

江南宝卷创编的地方传统和个人风格——以常熟宣卷先生余鼎君为例

宝卷的创编情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尤其是其中的个人行为。常熟的宣卷先生、江苏省级非遗传承人余鼎君在宝卷创编和传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但已有研究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框架内总结其个人特色。事实上,在可以考察的近百年中,不断创作、改编日用卷本是常熟当地宝卷的一个根基传统,并形成了某些带有集体特征的运作机制。只有基于这样的地方传统,才能看清楚余鼎君引人瞩目的创编特色:他吸收和继承地方传统,更在知识来源上寻找"正知"、在思想观念上追求"正信",以期超越地方传统而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只是这些"正当"的个人追求如何与民间宝卷的自由存在相契合,仍然需要接受时间和实践的考验。而这一地方传统与个人风格的案例,可以为探究整个江南宝卷的知识生产提供镜鉴。     

河西宝卷——我国民间曲艺艺术瑰宝

河西宝卷是流行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一种说唱式民间曲艺艺术形式。融入了浓郁的河西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沉淀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伦理道德的一种追求。通过对河西宝卷的产生和发展、曲种及其特点、方言语音、艺术特色等方面阐述,对其有一个更为清晰、准确的认识。河西宝卷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是对弘扬传统文化之魅力,研究河西民俗、民情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父权世界中的女性宗教——以《观世音菩萨本行经》为中心

本文主要以明清社会看作父权制社会为研究前提,将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上探讨<现世音菩萨本行经>的文本.其因在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上具有的典型的故事内容而引人注目,也就是说,它主要以中国儒家的孝道与佛教修道的时立为限制之内被解释.郑振铎等前人指摘,明清时代以宝卷形式流行的<本行经>是在"女性修行故事"上相当有意义的文本,但是至今仍被轻易忽视如此的意义.因此本文接受父权制的概念与女性主义研究成果,充分揭示以女性修行故事为<本行经>的本然的面貌,即其主要表现为在父权制社会下的女性取得宗教合法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