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论宪法刑事程序人权的几个基本问题

宪法化的刑事程序人权,其享有主体是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其权利内容主要包括无罪推定权、不受非法强制处分权、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保释权、公正审判权等;其价值在于防止刑事程序权力的滥用。此外,宪法刑事程序人权与实体人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宪法基本人权体系。     

我国立宪史发展的新阶段

1999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我国立宪的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它除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外,还突出的表现在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认,对多种分配方式的认可,对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认可,对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对国家保卫制度的修改及立法观念的转变等等。它的实施必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宪法非讼化原因探析

中国宪法呈现为非讼化特征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前苏联宪法模式及其苏维埃宪法意识的影响 ,宪法章程化、宪法纲领化和宪法问题政治化等中国现代宪法观念的作用 ,以及中国社会民主意识和公民宪法权利意识的限制     

新中国宪法50年:回顾与总结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新中国成立后,自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至今,先后多次对宪法进行修改.50年的立宪、修宪过程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发展实践的反映.依法治国,需要一部完善的宪法.     

“宪法”词义探源

“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及思想家用“宪法”一词来表述规定以代议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又传回中国。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能够源于拉丁语“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革与日本现代化

１９４５年８月至１９５１年９月,美国在对日本单独占领时期,采取强硬措施,对日本的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不仅消除了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使日本成为一支和平力量,更重要的是还消除了日本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顽固存在的二元结构———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从而使日本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民族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美国的改造,战后日本最终与中世纪一刀两断,跨入现代国家的行列。日本的现代化终于有了实现的基础     

论中间党派在1939—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期成会修正案”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这是“期成会修正案”最为突出的贡献光是其特质的最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三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与孙中山的思想不尽一致,这又构成其特质的另一方面。“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密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宪法精神与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研究——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

行政法作为与宪法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部门法,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政能力直接决定着宪法精神的贯彻落实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本文从探讨当今中国宪法精神入手,阐述了提高执政能力建设与贯彻宪法精神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进而指出了“以人为本”、“人权至上”是当代宪法和依法行政的最高原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宪法应当体现反特权的人权化精神。     

中国私有财产权宪法地位论衡

文章在简要对中国“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在宪法中不同地位进行评述后,以历史分析方法,对该问题的形成给予解释,并从法学、经济学、史学的角度,阐述和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的若干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对该问题的回答方式本身,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若干重大的历史课题,而对这些历史课题的回答,将是“私有财产权”宪法地位问题的深刻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