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何以层级化?——一个城区学校变动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新城区建设中的学校变动为案例，探究学校层级化的机制。“高位均衡”是大城市的教育发展目标，但又要面对打工群体、工薪群体和中产群体分割教育资源的问题。从教育资源配置上看，大城市居住格局分化，学校生源层级化，不同家庭的教育选择强化生源的同质性。从课程知识体制上看，中国基础教育以学业绩效为中心建构起来，课程和评估相对统一，而教学趋于分化。资源配置与知识体制相互强化，导致学校层级化。     

机会不平等对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机会公平，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本文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分析框架，以机会不平等为分析工具，将“不合理的不平等”从“过高的不平等”中抽离出来，利用2010-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系统全面地分析县区层面机会不平等的发展趋势、成因分解及其对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事前参数法测度得出县区机会不平等在测度期内从30.43%小幅上升至31.49%，使用Shapley值分解法得出居住地环境和父辈教育环境对于机会不平等生成的贡献度较高。使用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表征个体就业“有没有”和“好不好”，回归分析得出机会不平等的增加显著降低了个体就业水平和就业层级，该负面效应在女性或城镇劳动力群体中更为明显。稳健性采用改变机会不平等测度和改变样本选择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机会不平等通过限制劳动力地区间流动、阻碍人力资本积累、强化职场用工性别歧视，进而对个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建议对于公平的关注点应从事后结果公平转向事前机会公平，政策设计与实施应重视机会不平等加剧问题，政策重点放在降低甚至消除机会不平等。通过...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绩效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是影响董事会治理效率和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以2010年至2012年沪、深A股1 22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3.0软件和分组回归分析方法,系统分析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分别考察不同最高层级董事身份和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只有在董事会最高层级董事不兼任总经理职务条件下才成立;业绩压力和股权集中度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相对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对绩效的正向效应更强,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控股上市公司中,业绩压力对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强度与绩效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不显著.研究结果证实董事会内部非正式层级的实践价值,印证了两职分离和董事会团队互补的积极效应,为优化董事会治理等提供理论支持.     

青海藏族千百户组织的权力变迁

历史上的藏族千百户制度是朝廷对青海藏族部落头目委以官职而形成的一种基层管理系统,它的性质与士司制度的相同,主要在藏族牧业区实施。千百户制度在青海藏族地区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边政策以及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千百户组织是千百户制度的载体,为该制度提供了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将不同地位、角色和利益的个体联合起来,维持了秩序,且形成了更有成效的整体。千百户组织作为藏族社会的组成部分,在青海藏族的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千百户制度被废除。文章对青海藏族千百户的形成过程、组织结构与权力变迁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考察。     

从“权力监督”到“权利制约”：大数据侦查法律规制的理性之维

大数据国家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侦查手段的资源整合,促成了大数据侦查模式的诞生。由此,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由被动侦查到能动预防转变,案侦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逐渐转变,工作模式也由“人员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传统侦查在信息化浪潮中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然而,通过法社会学与语言学理论分析揭示出,大数据侦查下的真实面纱乃是“规训与惩罚”的权力逻辑,这使得侦查权力主体容易受到压力型考核指标以及个人升迁等非理性因素的制约,而权力本身的“弥散性”特征又使得大数据侦查更具欺骗性,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不可避免地会遭受侵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立法对于大数据侦查目前尚未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靠公安机关自我监督;同时,《宪法》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由此,大数据侦查形成了以公安机关内部“层级监督”为主,外部“检察监督”为辅的二维控权模式。然而,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权”,难以保证该措施适用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而层级监督模式的固有缺陷也导致监督信息传导不畅,并影响了监督效果。另一方面,传统“书面式”检察监督无法有效识别违法收集的个人数据信息,检察监督强制制裁手段的缺乏也会削弱监督效果,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部分行使导致检察监督易受公安反制;所以,意图单独通过检察监督来约束大数据侦查权不能给予过高期待。虽然,域外由法官批准强制措施的“司法令状”模式深受国内学者推崇,但公安机关所具有的较高的政治地位也使得此种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有鉴于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命题下,打出“立法与司法”的组合拳、确保个人信息权得到全面保障,成为勒住大数据侦查这匹脱缰野马的最好缰绳,具体而言,刑事程序立法工作应当及时跟进,给个人信息权以正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保障嫌疑人的个人信息知情权、被告人的个人信息辩护权,以及个人信息受害方的救济权。     

创新战略、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盈余管理

企业战略意图对会计操纵和财务舞弊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创新战略的实施如何影响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存在增进效应和抑制效应两种假说，尚未得到清晰的界定。为此，本文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创新战略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创新战略与盈余管理负相关。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作为公司的一种非正式内部治理制度，间接影响企业战略和经营决策。当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时，企业创新战略与盈余管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相比，创新战略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应在高科技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结论拓展了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董事会治理机制和效果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建议。     

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探析

个人信息保护本质在于践行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秉承利益衡量理论,贯彻保护利用并举。比较国际社会的立法模式,欧美趋同于"积极确权+行为规范"的保护模式。中国单一的"行为规范"模式暴露出权利基础缺位的制度性弊端。继《民法总则》后,《民法典》"隐私权与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未完成个人信息权的续造。《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述使个人信息保护的宪法位阶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宪法规范基础。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权利的概念表达时,应与权利内涵保持一致。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除应延续传统立法所强调的侵害防御机制外,更应关注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以及基于人格自由发展所要求的对个人信息财产性利益的保护。那么,采用"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表述,确认个人信息之于个人利益的实质价值,赋予个人对其个人信息享有完整权利形态,内含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要求,也为权利内容的细化留有空间。如此,可在宪法"个人信息权"的统合下,以人格尊严及其自由发展为核心,通过发挥基本权利的主观防御权功能与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在公、私法领域实践国家保护义务,分别形成私法上以客体支配导向,保障个人信息自决的具体人格权,与公法上以行为规制导向,保障个人实质参与的程序性权利集合。而作为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唯有落实到个人可具体主张法律保护与救济的民事权利时才有赋权之意义。基于此,检视《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所属的"民事权益"已具备升级为"民事权利"的充分条件。区别于一般人格权、隐私权等属性,个人信息权在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可确定为具体人格权。以民法典的原则性规范,人格权法的独立权属定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权利体系构建,可渐次实现个人信息权从顶层设计到全面布局的逻辑推演。     

信息概念的层级性质

信息哲学中存在的许多争议，大都是因为“信息”一词在不同使用语境中指称的现象不同导致的。香农将“信息”概念的形式缩减为通信媒介的统计属性，这使得它在以解释功能和指称为特色的领域中丧失了有用性。建议可以从区分媒介或信号属性、指称属性以及规范或功能属性的角度，更准确地描述信息概念。由此，基于符号媒介的内在统计特性所提供的功能可供性，信息理论可以对符号载体和指称对象的必要过程结构进行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