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劳动者：企业的紧箍咒，还是新台阶？

从1月1日起，新《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被劳动者视为“维权利剑”的新法，却引起了资方前所未有的担忧和规避，许多外资企业在华代表机构，向立法机关提出了反对意见。     

居住文化的变迁与传统伦理的嬗变

儒学的伦理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各封建王朝所奉行的道德标准,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时期的建筑体现着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建筑充分体现了这种等级分明的伦理道德观,而现代建筑同样也体现出现代社会的伦理与道德观念,居住文化的变迁体现出伦理思想的嬗变。     

妇女权利思想的历史沿革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谈中西方妇女权利思想的演进。通过对妇女权利思想的阐述进一步探究妇女权利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掌握妇女权利的发展状况,从而引起社会各界对妇女权利的高度重视。     

论电话监听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电话监听是技术侦查手段的一种。适当运用电话监听,能够提高对抗犯罪的效能。然而,电话监听具有对公民隐私权、言论自由权等权利造成侵害的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既要认识到其合理性,又要对其适用确定必要的限度,并在运用过程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     

非社会契约论

何志鹏在《安徽大学法律评论》第5卷第1期撰文认为，从历史上看，主权是习惯形成的，而不是社会契约造就的，人们既没有在实际上也没有在情感上接受过任何有关社会组成的契约。所以，人的同意和权利并不是主权产生的原因。国家是在人的群体——部落、部落联盟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人类并没有费心形成这样一个体制而建造什么契约，也没有为是不是要参与到这个体系中来而三思后行。人类既没有在历史上也没有在心理上经历过社会契约的阶段。主权是一种在名义上归属于集体的权利和权力的结合体。主权是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主权来自于人类自始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形式的制度递增，以及对于权威的依赖，对于现有生活框架的习惯。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国家建构与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国家现代化建构与治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国家建构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实现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落实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当家作主的执政理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制定一整套国家治理制度,形成一套以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民主体地位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在国家基本制度基础上,组织、协调、引导国家和社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国家治理,各个治理主体间形成完备和强有力的纵向和横向治理机制。     

自由意志与社会正义——康德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康德以意志自律原则为中介把道德和自由意志联系起来,本质地确立了作为立法者的道德主体的尊严和价值,他的法权理论来自道德的形而上学演绎,权利的普遍法则就是普遍自由的法则,从而为政治自由和平等奠定了先验的、无条件的道德基础。康德的社会正义学说体现了他试图统一道德与政治的理想,但抽象性与现实性的矛盾、逻辑与历史的矛盾是他的二元分裂的哲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