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斥到包容公众：参与式政府算法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技术日益广泛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依算法而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然而,在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双重逻辑驱动下的政府算法治理日益体现出封闭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特征,损失了政府算法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公众是否应当参与政府算法治理当中,公众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有效参与等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表明：算法技术引入公共领域应进行技术的公共性重构,而公众参与是平衡其价值理性缺失的有效途径,其重塑的路径是通过创设算法公开、公众调查、听证、治理专家参与、共同生产等公众算法参与工具,并有机嵌入算法制度设计、议程决策、算料供给、算法训练、算法应用的全过程,构建公众算法影响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经济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年龄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全年龄段老年人经济参与均有抑制作用,仅对低龄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促进作用;性别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高于女性,对女性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和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趋势,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增趋势。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退休后的高收入水平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影响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影响其志愿参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影响,提高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     

婚姻生育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参与率的基本状况、性别差距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考察婚姻生育状况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与无配偶的女性相比,有配偶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6.0%;与无配偶的男性相比,有配偶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12.3%;与无0—6岁孩子的女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低14.9%;与无0—6岁孩子的男性相比,育有0—6岁孩子的男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高3.5%。因此,应大力完善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体系,减轻女性的育儿和照料负担,并提高全社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努力促进性别平等。     

找回居民：新时代基层治理价值重塑与深度转型

当前,基层治理创新如火如荼,“居民都去哪儿了”却成为一个时代之问与不解之惑。科层压力与政绩驱动使基层治理成为中心工作,但由于群众工作式微,产生了“政热民冷”和“治理悬浮”的困境,找回居民成为打破困境的必然选择。新时代的基层治理首先要回答“为谁治”“谁来治”“如何治”的理论命题,找回居民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塑基层治理价值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举措。然而,找回居民不仅要注重服务居民,更要注重组织居民,激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能动性和主体性,提升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点是要在关键领域发力,着重在关系重塑、项目治理、技术应用、基层自治和志愿服务中找回居民,进而正确处理好政府、社区(村)和居民的结构性关系,助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当代优秀青年大学生的基本特质及其启示——以30位全国“最美大学生”为例

中宣部、教育部联合遴选出的全国“最美大学生”能够教育引导更多青年大学生比照学习。为了挖掘“最美大学生”的基本特质,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通过NVivo 12分析工具对2019—2021年30名“最美大学生”典型事迹进行自下而上的编码分析。结果发现,“最美大学生”表现出四个典型特质,即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卓越的自主学习力、敏锐的创新意识、强烈的社会参与意愿。为了教育引领大学生人人成才,应当做好以下四个方面：不断锻造精神品格、提升思想道德素养,开发学习能力、掌握学习方法与策略,激活问题意识、训练批判性思维,涵育公共精神、激发社会责任感。     

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普法模式研究

以不同时期普法主体的重心挪移为主线,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普法活动可类型化为“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和“谁参与谁普法”三种模式。“谁主管谁普法”模式采取普法主管部门自上而下单核驱动的普法策略,在取得显著普法成效的同时也存在弊端与局限。“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的产生,标志着普法主体由主管部门的“独唱”变成国家机关各部门的“合唱”,推动多层次多领域普法与依法治理有机融合。为解决维权型普法所存在的动力难题,“谁参与谁普法”模式通过加强自下而上的普法公众参与,凝聚全民守法价值认同。迈入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法治一体建设要求“八五”普法从全员普法、精准普法和浸润普法三个维度实现制度拓新。     

基于深度主动学习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思考

随着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传统的表层被动学习已经无法适应时代要求,高校教学范式从“重教向重学”转换,深度主动学习为高校思政课教学走出困境带来新思路。在深度主动学习中,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人,进行的是能动性学习。审视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基于深度主动学习进行的教学改革,还存在诸多问题：没有兼顾基础知识传授与高阶思维发展、主动学习方式的多样性让学生难以适应、教学形式与教学质量分离等。基于思政课教学中深度主动学习的学理分析,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发挥教师积极引领作用、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学习、深度践行转化型学习等。     

中小股东参与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使用2014—2020年深交所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中小股东参与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会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效应在外部制度环境完善、内部控制水平高和股权制衡度高的企业样本中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中小股东通过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和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为完善中小股东内外部保护制度、拓宽其参与治理渠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与经验证据。     

员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探析

信奉传统的股东中心主义理论的英美治理模式,员工是公司的"局外人",不在公司治理的视野范围内.对员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德国"共同决定"机制实践的基础之上.员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性在于抑制股东对压缩劳工成本的过度要求和对员工特定人力资本投资的事后掠夺.公司法分别通过扩张董事、经理人的信托责任范围以及授予员工分享公司决策制定权这两种机制来保障员工利益.员工参与治理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间接地保护了小股东利益并增加了公司整体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