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幽默文学的前奏:“论语”派翻译研究

“论语”派以“幽默”“闲适”“性灵”为标杆,大力译介西方幽默文学,并吸取其精髓,创造性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建立中国现代幽默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翻译文学这个多元系统中,“论语”派翻译活动虽位处边缘,却自成一体,但其作用却远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今天看来,“论语”派译者中心的理论关怀,重视读者的实践诉求、理性对待异域文化的价值判断、挑战主流思想的批判勇气,以翻译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创新之举,无不对当今的译坛带来丰富的启迪.其自身际遇也提醒学人反思,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结合才是一个学者所追求的学术灵魂与价值所在.     

方法论之争：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革命”

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着的各种流派，都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向读者展现那些出现在历史中的伟大心灵及其智慧。然而如何实现“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的精确结合，还原思想史本来应该呈现的样貌，是每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都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正确的理解思想史，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在1969年写作《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在方法论层面展开了对于其他各派的“征讨”，这一篇“战斗檄文”引发了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斯金纳革命”。理解这一文本是掌握当前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核心争论的关键，从而为我们正确地研究思想史“迷途指津”。     

论语派作家的政治身份

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作家提倡闲适的小品文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他们不断地为自己塑造疏离现实政治、独立于"左"和"右"之间的自由主义政治身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关心政治,他们批评的锋芒既指向国民党当局,又指向左派。然而,他们对现政权是大致认可的。其文学倾向从根本上与左派对立,不免遭到批判。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进行政治批评,考察和分析论语派理论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份政治,并进一步进行定性,指其为统治者"帮闲"。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言志派作家那里,"小品文"与"个性"紧密相连,小品文是个人自由的象征。胡风运用唯物史观,指他们的"个性"脱离现实,是抽象的、过时的、非道义的。言志派与左派的深刻歧异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这种不同可以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理论加以阐明。     

“新”“异”叙事下的本土观照——论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选择性吸收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作家刘以鬯毕生致力于“求新求异”,其“实验小说”创作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理论,充满了探索性和先锋性。笔者结合他的一系列“反小说”创作,分析了刘以鬯对法国“新小说派”的新锐创作观及主要创新技巧如“客体写作”、“跳跃”、“环合”、“复现”和“开放性创作”等手法的吸收与借鉴,并指出其“求新求异”的叙事背后立足香港本土,着力表现香港社会现实以及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创作主旨。     

从“沉醉”走向“超越”——中国现代诗歌中身体的演变

身体在中国现代诗歌中经历了从沉醉走向超越的演变过程。在新月派诗歌中,身体伴随着唯美主义思潮走入诗歌,身体享乐成为精神港湾。此后,"现代派"诗人路易士把身体引向超越,身体成为追问生存意义、寻找终极关怀的路径。最终,穆旦将诗歌中的身体推上巅峰,一方面,他把身体演变为一把"去蔽"的利剑;另一方面,他又将身体视为现实中唯一的实在,并将其推上神坛。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荒诞的意味与双面的色调——对《夜的眼》、《布礼》等小说的再解读

王蒙的《夜的眼》、《布礼》等现代派小说的出现是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准确地表达了当代人们对环境及自身存在状况的感知。尽管这些小说的写实要素还很浓重,但它们的传达却依靠了小说中人的意识、人的感觉与体验等主观要素。在回忆过去的历程中,寻找自我与反省历史并驾齐驱,使人们从中体验到了命运的荒诞;在感知新时代的变化时,希望与负担共存,使人们体验到了＂明＂与＂暗＂、＂希望＂与＂积滞＂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