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政治变迁与《春秋》三传影响的消长

由于《公羊》学者对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匈奴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并对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证明,从而使《公羊》学成为显学。但汉武帝的霸道策略却很快与《公羊》学派的王道理想产生了矛盾。到汉昭帝时,《公羊》学说已经成为盐铁会议上抨击时政者的依据。汉宣帝即位后"霸王道杂之"的政风,使以《公羊》学为依据的批评之声不断上升,致使汉宣帝试图扶持相对平实的《谷梁》学来抵消《公羊》学的不利影响。其后《谷梁》学的影响仍不能与《公羊》学相抗衡,《公羊》学不利于西汉统治的一面依然继续,建平元年汉哀帝支持刘歆倡立《左传》的政治举措旨在从意识形态上挽救西汉江山。     

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

《国语》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本文认为其篇章结构一般包括背景、言语、结果和尾声四个部分,言语是核心内容。通过与《左传》互见记载的对比,细致剖析了《国语》篇章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以及该书在材料取舍、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同时揭示了《国语》的篇章结构、笔法对该书编纂意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试论焦循对杜注的批判研究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和思想家.他的经学研究特点鲜明,主张"以训诂明义理",提倡把经典内容的考据和义理思想的探究并重.他所著<春秋左氏传补疏>贯彻了这一研究思想.该书除了从考据学角度研究杜注内容之外,还在分析杜预的生平、仕途进退的基础之上,把魏晋之际的历史与<左传>的有关记载相比附,在义理方面对杜注进行了批判研究.从而把清儒对杜注的臧否推上了新的台阶.     

《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版误校一则

中华书局1983年6月出版的由贺次君先生点校的《元和郡县图志》河北道怀州＂修武县＂条目下有以下记载：左传曰＂晋阳处父聘于卫,过宁＂。按照贺次君先生的点校来理解：晋阳人处父去卫国聘问,路过宁这个地方。但从《左传》的记载看,贺次君先生的点校应有误。如《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晋殽之战之后：文赢请三帅,…（晋襄）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330页。下同。）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西厢记》笔法通《左传》——金圣叹《西厢记》评点学发微

金圣叹关注文学技巧,称美“法莫备于《左传》”,且谓“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本文交相论证阐发:其一,《西厢记》之移堂就树法、月度回廊法,即《左传》经前起传、后经以终义、预叙逆摄诸法.其二,《西厢记》有狮子滚球法,金批《水浒传》有欲合故纵法;在《左传》叙事艺术,则有若离若合、若擒若纵之法.其三,金批《西厢记》,侧重欣赏烘云托月法、避实取虚法.《左传》叙事之颠倒主宾、轻重、详略,固早为此法开山;尤妙在无字句处,横接、旁溢、反射诸法,皆可作为文法之津梁、叙事文学之典范.     

“史鉴”与“叙史”之别——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警诫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左传》的文章观及其启示

从《左传》谈论礼、乐（舞）的过程中,可以窥见其所蕴含的“人文”本自天地、以“致中和”为美学原则的观念,并从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折射出《左传》对文章的看法。而《左传》谈论《春秋》的写法则从正面反映出其“两极共构而致中和”的文章观。《左传》讨论“和”与品诗等言论进一步佐证了其所秉持的文章观。《左传》的文章观同时也反映在其自身的行文方式上。《左传》的文章观对解读《左传》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道之为言——《左传》、《国语》筮例的义理阐释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道"一方面在被诠释为"行",另一方面与"言"亦相通。言是道的呈现方式之一,《左传》、《国语》的筮例正是体现了这个观念。伴随着占筮的展开,必然有语言阐释存在,筮例本身是道的展开方式,而这些对于占筮所得结果的解释也同样是道的展开方式。     

“从综合到分析”相关概念辨正

以往有关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研究中,有两组概念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词汇型综合和语用型综合、区别性语义和范畴性语义。《左传》《战国策》中“派遣”义“使”的用法变化证明了区分这两组概念的必要性。“使”的用法变化显示：（1）古汉语的综合性不但表现在词汇层面,也表现在语用层面。（2）汉语史上既存在区别性语义的从综合到分析,也存在范畴性语义的从综合到分析。（3）《左传》的语言面貌表现出守旧存古的特点,且不同形式之间在使用上存在语体差异。（4）从综合到分析的转变至迟在上古后期的《战国策》时代（公元前1世纪以前）就已显现出来。要之,区分不同类型的综合和分析,对进一步揭示汉语词汇系统演变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认识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分期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