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

你们听说过站着写的作家么?美国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就是这样的作家。他说:“我站着写,而且用一只脚站着。我采取这种姿势,使我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迫使我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正是由于要“尽可能简短地表达我的思想”,所以,海明威的作品素以简洁、清新而著称。他把他的这种方式当成一种秘诀。     

梦想的凳子

都快8岁了,他10以内的加减法还是算得一塌糊涂。父亲把墙根下玩打石头的他拽起来,给了他一个书包说,上学去吧,什么时候识得头迎上下了,就回来种地。 父母一天到晚想着他能有一个正经营生。有一年秋天,他蘸着黑墨水,在自己家的墙围子上,画了一个四角的亭子,几棵高树,还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邻居说,这孩子画得不赖,将来当个画匠吧。他以为,他将来能当走村串户的画匠了,就有意无意地留心看画匠干活。那年,有一个人给他大舅家画墙围子,也画了一处山水,还题了“桂林山水贾天下”的字,他明知道那个“贾”字错了,但没敢讲出来。     

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的共事与合作

痛击"新月"派的挑战,创办<奔流>杂志,探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实质和内涵,团结"左翼"作家结成统一战线,争民主、争自由、抗日救国,是郁达夫和鲁迅携手的目的,同时也是他们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作家与作家素质

关于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作家所具备的基本素质,是文学研究领域长期被人疏忽的一块处女地,甚至不少写一辈子作品的人都未能了解作家作为群体的自身和作为个体的自身的特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展开作家素质的研究,对于推动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意义,应该从作为“作家”的人和作为“人”的作家这两方面去深入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住文学创作群体作家的共性化素质特点。     

文学 语言 风格

本文根据国内外研究动态，以相关学科的理论，论述了文学、语言、风格三者的关系，重点阐明了文学和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出的关系，对文学作品语言的研究历来存在的两种偏向，关于文学作品语言的本质特征以及对俄国形式主义者关于艺术语言的特征在于“陌生化”学说的评价等等。     

金初耆旧作家与庾信之比较

同为出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作家,由南朝入北朝的庾信和由宋入金的耆旧作家的作品却有很大的不同。金初耆旧作家缺乏庾信作品中的王室情,其各自的具体处境和历史环境是其主要原因。     

尼科尔——男性作家笔下悲哀的"第二性"——从《刽子手之歌》看诺曼·梅勒的创作意识

《刽子手之歌》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重要作品,在小说中他根据真实故事塑造了尼克尔这一悲哀的“第二性”形象。在尼克尔身上既体现了作家的男性意识,表现在男性视角、男性叙事、男性话语三方面。同时作家又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女性意识,从而表现出诺曼.梅勒复杂的创作意识。     

现代中国作家兼翻译家现象研究——翻译文学、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考察（之一）

翻译和创作共同促动了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而以翻译为功更高;考察现代中国语言与文学的现代化,必须注意到一个特殊现象--许多人兼作家、翻译家于一身,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个领域辛勤劳作,推进了现代汉语的形成.本文即从这个角度切入对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研究,揭示出在现代民族国家创建初期,语言和文学的现代化就是由这样一批一身二任的人推动的.他们的功绩值得后人尊敬,他们的教训值得后人借鉴.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