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政权建设规律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通过对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分析和总结,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权建设理论,提出了一些基本政治原则。他指出:建立一个真正的人民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和前提;以责任制廉价政府代替官僚等级制政府是其主要形式;以议行合一原则取代分权制衡原则的权力分配形式可以保证国家机构的政治效能。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在此契机下重新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对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执政新飞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浅析新疆兵地融合发展的路径

新疆生产兵团成立60年,在履行国家赋予屯垦戍边的使命,推进兵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新疆的开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当前,新疆确立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目标,如何通过体制改革与模式创新,打破兵地区域和行政隶属界限,推进兵地融合发展,围绕新疆的长治久安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国际租赁征求意见稿的影响以及我国对策

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法,探索了13年新发布的国际租赁征求意见稿发生的主要变化以及可能对我国租赁会计业产生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我国租赁会计准则提出了几条改进建议,为我国会计准则在国家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平衡提供参考。     

《西游记》中的政教关系研究

《西游记》从君臣如手足的角度,描写了文人心中理想化的政教关系;对君王以个人信仰主导国家宗教政策的现象,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尖锐的批判。认为限制皇权和宗教自律是构成和谐政教关系的关键。吴承恩在小说中提出的"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的建议,是明清时期文人对于政教关系问题的共识,也是经过历史经验证明的封建社会时期最完善的政教关系形态,对当今社会建立和谐的政教关系仍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南通沿海前沿区域城镇化发展研究

长期以来，南通沿海地区一直处于市域经济发展的“洼地”，沿海农业或渔业乡镇规模小、配套能力弱，已明显不能满足沿海大开发的需求。沿海前沿区域城镇化发展应围绕沿海开发国家战略的总体目标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并结合南通沿海前沿区域城镇化基本现状，合理确定沿海城镇规划的总体框架格局，打通中心城市、沿海城镇与出海门户的关键通道节点，提升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融合度，集聚沿海城镇化要素资源。     

研发投入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提要]研究和开发是企业中技术、知识的主要来源,但和生产率的关系学者们看法并不一致,也缺乏其作用情境的讨论。因此,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以2009-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考察了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效果具有滞后效应且随时间推移而减弱;（2）全样本中两职合一、政治关联对两者之间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3）在不同股权性质、冗余资源、市场化水平、董事会规模的企业中,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及两职合一、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有所差异。     

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

王夫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集大成式的美学家 ,他的情景合一论是其情理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思辨特色及和谐美感 ,是对中国古典情景关系认识的理论总结。一、情景说的认识基础和情、景　　　　概念内涵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涵盖两个论题和两种类型。两个论题就是从创作发生机制来说是心物交感论 ,从审美表现机制来说是表情方法论。两种类型是指景中情和情中景表现形态 ,并由此而深入到艺术意境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心物学说基础上的。如果说他的情理合一论是从心理—伦理关系出发 ,那么其情景合一论则是从心—物(情—境 …     

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

本文认为,《左传》“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尚未脱离神职的史官,或者说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官文化在探究天(神)人关系时的必然现象。《左传》既大讲鬼神对人的控制,又渲染道德决定人的归宿,本文通过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系统分析认为,《左传》通过对鬼神预言结果的道德阐释,以高超的技巧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秘预言纳入到了一个“天德合一”的模式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天命控制人类历史,道德决定人的命运的完整的天命观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变迁而做的理论准备,这种试图以建构体系的方式阐释天人关系、历史规律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情感教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本文介绍了国外、国内情感教学的发展历程,着重论述我了国情感教学历史、发展与概况,力图为我国的差异教学、生本课堂、生态课堂等基于人本主义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和指导。     

从民事单行法到《民法典》:守成与创新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是对民事单行法进行"扬弃"的过程。我国民事立法虽受潘德克顿观念影响而继受以德国为主的大陆法系的立法体例,但基于历史惯性、社会现实、体系因应、伦理观念等原因,我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物权主体、合同效力、人格权利类型、亲等制度、继承顺位及多数人侵权制度等明显具有守成的一面;而社会变革、交易保护、政策调整、价值协调等因素则决定民法典各编在权利体系、交易与担保规则、未成年利益保护与财产分配、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等方面具有更多的创新。本次民法典编纂的守成与创新,相当程度上系基于我国实践经验,其实用主义的立法态度值得肯定,亦将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之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