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传闻素材”中的史学意蕴

历史"传闻素材",从它的史料主要承载门类来看,在"正则"文献中所涉及者,有的被明确提示或被暗示出来,有的则在文本中被完全"异化",从形式上再也显不出传闻的属性;在稗野轶闻类史料中,自有其最为集中和醒目的反映;在"口述历史"类资料中,一般也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从史学理念的层面说,因为历史传闻当时具有真伪虚实莫辨的模糊性特点,故需要具备强化考辨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的真伪虚实未必都能考辨清楚,故需要抱有适当存疑的理念;因为历史传闻不乏在具体情节上失实而大致指向上符实的情况,故应当培养体悟神韵的理念;因为传闻入史对著述的文体风格会发生连带的影响,故不应排斥助益灵动的理念。这些,都是科学地认识和妥当地运用传闻素材所很应注意的。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教与文学的玄想契合——论上清道修炼方术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影响

道教发展到南朝,形成一整套存想思神、内观守静的修炼方术方法,蕴含着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凝神构思和抒心写性的独特认识,体现了宗教与文学在玄想上的通感与共融,其深刻的文艺意蕴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批文人,是整个南北朝丰富而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历史文化所昭示的礼制嬗变

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发展至晚清,开始以主流文化裂变的方式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古文经学进行了对抗———今文经学开始兴起。至清末,深入到社会政治领域,戊戌变法成了历史的必然,这又为清末变法修律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     

晚清新学叙论

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     

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而军队数量则有增无减。为缓解财政压力,推动军事近代化进程,清政府对军费政策进行了几次调整。晚清军费政策的演变虽然有些迟滞,但其发展趋势是符合军事近代化规律的。     

略论曾回藩的治军优抚措施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为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始终把优抚湘军将士作为一项治军的重要措施.这一优抚措施既有镇压人民革命斗争的消极一面,但作为战时激励机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又有宣传湖湘精神和为晚清洋务运动以及后来反抗外国侵华战争培养军事和科技人才的积极一面,应当给予辩证评价.     

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之比较

晚清重商思想虽源于西方,但它和西欧重商主义在内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欧重商主义是顺着西欧经济发展的自然轨道而出现的,而晚清重商思想则是在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形成的。因此,晚清重商思想带有明显的反对西方军事、经济侵略的特征,要求政府支持、干预,发展近代工商业。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