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确立新的哲学观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深化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的认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把科学发展观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而真正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提高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为了加深对这一命题的认识,我刊约请几位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发表一些看法,希望推动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论文化的境界和层次

通过对典型文化定义的“元理论”考察 ,强调指出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文化 ,与认识过程的对象、与社会实践的改造对象均有所不同 ;其基本形式是“人以其文化物” ,其实质内容则是“具体个人对其特定和自由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和享受” ,因而既是与不同的具体社会个体的社会层次和人生境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又是这种层次和境界的产物和具体体现。因此 ,文化哲学研究和一般的文化理论研究必须突破“观念的王国” ,进行基本研究立场和方法论视角的根本性变革 ,然后才有可能通过深入的研究 ,取得富有建设性意义的进展     

Q方法论：一座沟通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桥梁

由英国物理学与心理学学者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创立的Q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运用统计手段来探求人类主观性结构的质化方法。由于该方法论结合了量化研究传统与定性研究传统的优点，在两种传统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Q方法论为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重视，并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前提批判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语言文字(印欧语)是沿着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路径演变的,音义二极性是西方语言学的大前提。而汉语言文字自秦汉以来发生的形态类型简化和汉字形声化的整体演变趋势,则是音声弱化/文字中心的演变路径,形音义三极性是汉语学的大前提。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类型的体制性差异,汉语学理应把现代转型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同一关系的概念体系:对立于传统,即现代与前现代应在本体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自身,即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主观语法与客观语法应在认识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西方,即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应在方法论上实现辩证同一。     

论发展观的历史研究

发展和发展观是发展观历史研究的前提,发展观历史研究是发展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发展观历史研究要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把发展阶段作为主要背景,把发展问题作为重点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正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变动的反映,也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方法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主线与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各流派间的分化与趋同,正是上述基本趋势的辩证表现。理论侧重点与政策时效性的变化也与此有关。其方法论的逐步深化,则是该过程最重要的具体原因。     

苏、东演变原因的方法论探讨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历史剧变。怎样认识这一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这一事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多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方法论的指导。     

别让自己“有为而无治”

<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在我们的日常人际交往中应用甚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训导后人,对他人之过失应给予宽容,这才是一个君子的作为。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探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提供了总的方法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实事求是的实践观、事物联系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观提供了思维方法的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则贯穿于其治国理政全过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奠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整个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