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出版家年谱编撰:作者、体例与编写策略

年谱是史籍中较为特殊的一种人物传记体裁。作为人物年谱的一个类别,出版家年谱在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出版家为谱主的年谱编撰者有三类,即作者自撰,谱主的朋友、门生和子孙所撰,后世学者撰写。以上三类各有其利弊得失,做到内容丰富、考订精详并非易事。出版家年谱的编制体例,既有专谱、通谱,也有合谱。编写纯而又纯的职业出版家年谱相对容易把握,而更多属于身份多重的“兼职”出版家,其年谱编撰需要有明确定位和叙述边界。出版家合谱不等于合刊,其中的区别需要厘清。在实际编撰工作中,编写者还需要注重将史料性与研究性结合,处理好实事求是与为尊者讳的关系,同时更加重视书信和日记等史料在年谱编撰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胡颂平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处史实的勘误

中图分类号Ｋ２６５．９《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系胡适秘书胡颂平编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出版,记述了胡适一生丰富的活动和大量珍贵的有关资料,是一部研究胡适活动和思想的重要史书。然而,该书在记述胡适出任驻美大使（１９３８．９－１９４２．９）期间...     

论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及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的理论体系、编撰“书法”、创作实践等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或存在误读。通过对梁启超著述中有关年谱编撰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得知,梁启超的年谱观既在理论上承继了“史界革命”倡导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观点,又在编撰“书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这种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为尔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向,也影响了文学史写作。     

彭端淑年谱新编

彭端淑,字仪壹,号乐斋,四川丹棱人。著名文学家,蜀中知名教育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为清代四川三大才子。彭端淑著述颇丰,著有《白鹤堂文稿》《白鹤堂诗稿》《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本年谱择要记述彭端淑的生平事迹、仕宦交游、学术活动等,兼及彭氏兄弟（彭肇洙、彭遵泗、彭端澂等）的主要事迹,以求全面展示彭端淑的学行。     

王之望年谱简论

王之望博学多才,曾经在南宋孝宗朝初年担任过参知政事,由于其对金倾向主和,因此颇遭时人非议。     

《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初读

车晴的《张上将自忠年谱简编》（以下简称《年谱》,《年谱》编辑委员会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无论是从谱主身份、编撰水平,还是从编辑特色来说,都是一本很值得推荐的好书。众所周知,中国史传之体,自古即有纪传与谱谍之分。纪传、谱谍,各有所长。纪传以描写生动见长,而往往以作者之见解对史料有所取裁。谱谍则要求全面准确,不以作谱者自己的意志与好恶为史料取裁的标准。从客观性来说,人物年谱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历史记载。     

才旦夏茸年谱初编

才旦夏茸·久美柔贝洛珠是现代著名的藏族学者,在语言学、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及汉藏翻译等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他还培养了很多学生和弟子,为传承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利用《才旦夏茸自传》(藏文)、西北民族大学档案馆所存才旦夏茸档案及其学生的回忆录等资料,编撰才旦夏茸先生的简要年谱,并收录了海内外相关纪念文章、研究论文等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