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北伐

孙中山先生为了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先后举行三次北伐。三次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体现了他为振兴中华而愈挫愈奋的战斗精神。他的北伐除了有力地打击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维护祖国统一外，还为１９２６年北伐胜利展开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1927年阎锡山易帜的政治考量

南方国民党掀起北伐后,原属民国北京政府的许多军事实力派通过易帜倒向革命。阎锡山就是此类易帜的典型代表,但阎锡山的易帜是经过较多政治考量的,他意识到保境危机时,就展开多方"亲睦外交",与各方强大势力博弈,直到认定蒋介石是北伐最后的赢家及投向蒋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时,才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实现山西既有秩序的平稳过渡。阎锡山易帜的考量除了获取个人利益外,也有追求和平有序政治环境的考虑,进而保证既有政治之稳定和影响。     

谢灵运《劝伐河北书》辨议

《劝伐河北书》是谢灵运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惜乎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关注不够。本文在检讨了前修时贤的诸种说法之后,断定谢灵运上书的根本动机在于:鉴于自己与宋文帝之间的摩擦,借上书以表白自己对文帝及刘宋政权的政治态度,以求得到文帝的理解;同时在书中也表明了自己从此将归隐林泉的人生志向。从谢灵运日后的政治遭遇来判断,此书曾经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试论从孙中山逝世至北伐前之蒋介石

从孙中山逝世到北伐前是蒋介石崛起的关键时期。本文对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崛起作了分析,认为,蒋介石一方面利用孙中山的威望,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另一方面蒋介石打着革命的旗号,玩弄两面派手法,打击左右两派,发展个人势力;同时,蒋介石的个人素质也是他在这个时期崛起的重要原因。     

后突厥汗国末期史事新证——基于史源学的考察

两唐书《突厥传》对后突厥末期政局的叙述存在很大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是因为二者的史源不同。《旧唐书·突厥传》关于后突厥末期史事的叙述最初应是来源于颜真卿所撰《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这一记录多有不确之处。《新唐书·突厥传》的史源则较为复杂,涉及后突厥末期汗位更迭的一段来自《唐历》,史料价值较高,其他部分则多是编者对已有史料的重新删减、编排,需要谨慎使用。后突厥末期诸可汗的活动地域一直在漠北,而非漠南,唐朝北伐突厥的态度远比我们此前认知的要积极,九姓部落和唐朝在消灭后突厥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雎》刺康王”说辨证

汉代今古文学派的《关雎》阐释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争论点之一。一般认为,毛传郑笺将《关雎》认定为西周文王时代的称美之作,而今文三家诗以之为刺周康王之诗。通过辨析可以看出,三家"刺诗"之说应是着眼于《关雎》的"用诗之义"而非"作诗之义",是在肯定《关雎》称美文王的基础上申明诗作的刺时劝谏功能。因此,今古文《关雎》说解并无根本分歧。     

国民党1926年北伐决策的过程

本文认为，中国国民党1926年北伐决策的形成经历了北伐倡议舆论准备阶段；1926年5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初步议定北伐，派出北伐先遣队人湘援唐阶段；1926年6月5日至7月4日，北伐决策正式形成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