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散文与九十年代人文精神--以张承志、周涛、刘亮程、马丽华的散文创作为例

本文通过剖析张承志、周涛、马丽华、刘亮程的西部散文书写,挖掘其中的人文追求和文化情感,从而探讨90年代西部散文的生成背景及其与中东部主流文化精神的关系,由此思考西部散文创作对新世纪文学精神的重要意义.     

论现代散文作家对江南城市想象与记忆的逻辑

围绕“人与地”的关系,就现代散文作家为什么要写江南城市、如何写江南城市等问题展开探讨.现代散文作家对江南城市书写的冲动:一是来自写作对象本身,二是源自创作主体的需要.虽然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对同一城市的解读所得以及传达千差万别,但是现代散文作家与城市之间的态度基本趋同.虽然散文是对经验世界的叙述,但是它并不排斥作家基于经验世界基础上的对江南城市的想象与记忆.     

国策定千秋 幸运80后

说起我与计生国策共成长,还真是一点不假。小的时候,我就很好奇,为什么父母那代人都有那么多兄弟姐妹,而我们这一代却是一家就一个小孩。记得有一回,当我又向大人郑重其事地发问时,奶奶笑着,用手戳着我的小鼻子说,“傻丫头,你一个人,多享福啊!不然,好吃的可就没你独享的份了!”     

90年代散文创作中人文精神因素的考察

90年代是大众文化的年代,也是散文创作有所作为、能够产生“散文热”的年代。在这种状态下,负载人文精神、寄寓人文理想的散文有了充分表现的空间。这类散文往往是以这样几种方式出场的通过对现当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剖析,表现出对历史与人生的严肃审度;借山川景物感悟人生真谛;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与关怀;把握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当代的反思意识;等等。这类散文的出现,给90年代散文创作带来了活力。     

论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对“骈文化”创作倾向的继承与发展

本文主要从继承与创新两个角度论述了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的"骈文化创作倾向",全文论述角度更加偏重于这一时期书信体散文文体形式上的发展与创新,而这种发展与创新主要是从语言句式的对偶、四六句式的对仗、音韵声律的和谐以及用典技巧的运用四个方面来加以体现的。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使读者对汉魏六朝书信体散文"骈中有散,散中有骈,骈散相间"的文体形式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论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与演变

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著作主要有《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尚书》主要记言,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文章体式多样,标志着文体的区别已开始形成。《春秋》专门记事,构建了历史著作叙事的基本规范。叙事注重艺术性,表现出次序井然,条理清晰,语言精炼准确的特点。《国语》亦以记言为主,但其所记已不再是《尚书》式的＂古之号令＂,而主要是历史人物针对当时的具体事件所生发的议论,并且不乏精彩的叙事篇章。其叙事之文,大都具有记叙散文的基本要素,具有生动曲折的情节并富有戏剧色彩。《左传》直接继承《春秋》,其最大进步就在于叙事完整,并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叙事方法,具有高超的叙事艺术。所记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与《尚书》《国语》相比艺术水平亦有了更大进步。《战国策》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散文,其最大的进步,不仅在于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叙历史的新格局,注重刻画人物形象,而且记言之文也表现出结构严谨,说理充分,长于铺陈,好用夸饰之语,喜用对偶、排比等修辞手段等特点。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     

论审美注意驱动机制在汉英散文文体中的体现

文章首先论述了审美注意的驱动机制 ,进而以中英散文为例解析了审美注意驱动机制在审美客体 (散文文体 )中的表层结构 ,以便揭示文体的另一个层面 ,即审美心理层面。关注文体的审美心理机制将从新的角度揭示文体与诸项双边关系 ,如主体与客体、表现与理解、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复杂联系 ,有助于人们全面地认识文体     

生命意识：新时期散文研究的新的理论基点

基于散文的本体特征及新的历史契机,个体的生命又回归到散文创作的中心,新时期散文凸现了鲜明的生命意识,但对此关注、研究不多。从生命意识的角度重新解读、研究新时期散文作品,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而且具有社会价值。     

荀子的比喻修辞理论与实践

荀子的散文特别善于运用比喻。比喻在先秦诸子散文、《左传》、《战国策》中都占有重要位置,而荀子却用得更为集中灵活。其所用的比喻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精彩贴切,在用比方面,堪称诸子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