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不识货

孙中山从日本留学返国，途经武昌，慕名拜会张之洞。总督府前，卫士拦住他不让进。孙中山有些不悦，便递上名片，在外面等候。     

甲午战争中地方督抚之间及与清廷的备战交往——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被清廷诏令进京,授命钦差大臣节制全军,湖广总督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以此为界,二人经历了地方督抚之间及清廷与地方之间备战交往的两种模式.他们以自身利益为基准、以国家大局为底线进行备战交往:均为地方督抚时,双方利用“合办江防”的电旨巩固自身防区,表面上交往尚属融洽；换至地方与中央合力备战的角色,他们却因地位、局势之变而矛盾迭出.以战争结果观之,因备战体制落后,且囿于“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这两种备战交往均未获成功.     

略论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不少新式学校，其中，湖北工艺学堂是湖北最受各大报刊关注的学校。引发关注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湖北工艺学堂承载着国人对工业振兴、国家富强的殷切期望。以报刊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清末媒体，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主要聚焦于学堂创建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学校办学资源不足，媒体对其能否存续密切关注、充满担忧，可见媒体对工业教育有着很大的期许；二是伴随着湖北学界革命思潮的激荡，学校风潮频起，如1909年的“实习风潮”、1911年的学生“剪辫风潮”和师生冲突，媒体均给予聚焦式报道。清末报刊对湖北工艺学堂的报道具有全程性、聚焦性和客观性，这种高度关注显示出媒体对学校发展现状的关切和前途命运的关心，彰显出工业教育在媒体眼中的分量。     

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

晚清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实为近代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国官方统一名词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在这一机构出台的过程中,曾主管学部的张之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名词馆的筹设得其赞同,始能成事,而且其对新名词的政治考量使得名词馆的出台并不单只是为了统一名词,也暗含了借此纠正士风、严防邪说暴行的潜在目的.张之洞寄予名词馆的这一潜在目的,揭示了清政府积极介入名词审定的关注所在,即通过审定名词来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遏制各种不利于清政府统治思想的传播,是清政府隐性国家控制的一次技术实践.     

张之洞与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

在清末编练新军的艰难历程中,张之洞大力推进各项军事改革,成为地方督抚西法练兵的楷模。张之洞由改造山西旧军到组建广胜军,逐渐由一介清流而历练为"知兵"大员。张之洞创练自强军,在饷章制度、新军训练和军事教育等方面积极效法西方。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将湖北新军编练成为规模仅次于北洋新军的一支现代化的劲旅。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及其实践,对清末军事早期现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序

自本科三年级,陆胤获得北京大学“校长基金”资助,开始尝试进行学术研究,本人即担任其指导教师。此后,由学年论文、学士学位论文直到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导师,陆胤每个阶段跨越式的进步始终令我惊喜。     

张之洞:小事勇大事怯

<正>戊戌政变之后,本就危机不断的晚清政局更加动荡,滔天巨浪一个紧接一个扑面而来。在日益险恶的政治争斗中,工于心计、精于权谋、敏于窥测、善于转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关键时刻冷酷无情、心狠手辣,不仅安然度过一次次严重危机,反而权位更重更高。     

再论张之洞晚年“心病”诱因及其折射的统治危机

张之洞晚年千方百计挽救清朝国祚,最终劳而无果并诱发"心病"而亡。在政治上,他为了扩大清政府执政基础而积极化解满汉畛域,然而却将清朝双轨运行制度的僵化与腐朽公诸于众;为速成粤汉铁路他极力推行"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却遭致他曾寄予厚望的两湖绅商民众强烈反对,尤其是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才俊,因反对延续公信力丧失的专制政权而在干线经办体制上与他分道扬镳。在举借工程款项的谈判中,"以夷制夷"弄巧成拙,使张陷入强邻环视的恐惧之中。从对张之洞"心病"诱因分析中,我们可以洞见晚清政府弊政积重难返,败亡已在必然之中。     

论《时务报》后期张之洞与维新派走向分裂的必然

《时务报》后期言论集矢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大力倡导民权之说,与张之洞的政治立场形成了水火不容的根本冲突;同时张之洞也意识到《时务报》的言论足以影响到他本人的地位并有可能授人于柄,为了自保,便加强对《时务报》的干预,欲与维新派划清界线,矛盾不断地加深,并最终走向分裂。     

官场没有读书人

清末，封疆大吏中以袁世凯与张之洞声望最重。袁世凯曾经这样描述两人的差别：“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简单说，老张有才华，适合做学问，老袁没学问，只能办具体事。看上去是自谦，其实是最阴损的贬彼扬己。官场是做学问的地方吗？中国传统观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