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民”意识论——兼论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之异同

文章在提出与公民理念相对应的"非公民"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非公民"包括臣民与惰民,同时"非公民"意识包括臣民意识与惰民意识两个组成部分.文章认为惰民意识从本质上来讲从属于臣民意识,但又有别于臣民意识.无论臣民意识还是惰民意识都是"非公民"意识,都应升华为公民意识.     

1970年代台湾乡土小说的反殖民叙事

特定的社会意识和文化思潮,使得反殖民题材的乡土小说在1970年代的台湾大量涌现.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战后第二代"作家对关、日在台湾的"新殖民主义"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奴性心理进行了戏谑性的颠覆;而宋泽莱、吴锦发、钟延豪等"战后第三代"作家则将历史和现实并置展开叙事,以现实为坚实的立足点,再现和反思了从日据时期延续到当代的"殖民地伤痕".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民彝和自由是其早期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李大钊承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余绪,宣扬民彝和自由的宪政价值,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管子》“道”的思想刍议

《管子》和《老子》虽同属道家,但《管子》以气释道,道气同质,其哲学思想与《老子》同中有异,由此决定了其政治理论与《老子》有相同的地方,更有不同的地方。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管子》以"贤臣"承"圣君","君-臣-民"三分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对《老子》"圣-民"两分的政治理念的发展。     

马克思民主观理论来源初探——以《克罗茨纳赫笔记》为例

民主观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理论来源的探究是理解马克思民主思想深层机制的关键所在。克罗茨纳赫时期是马克思民主观形成的最初阶段,这一时期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是马克思民主观理论来源的集中体现,它为解答莱茵报时期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疑问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村社区"非精英"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精英治理格局下,由于经济资源的缺乏、政治地位的弱势,及中国传统乡土文明"重情轻法"等礼治道德根深蒂固的影响,处于"夹缝"中的农村社区普通村民在权力运作实践中只有被动地依附于各种精英及宗族势力.在当前我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阵痛期,充分尊重普通村民的主体地位,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培育他们具有法治、民主、责任、契约等公民意识,构建一种国家、各种精英、普通村民之间权力协商互动的"共责体系",对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民主观

埃及伊斯兰主义者大致可以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两者在如何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存在一定的差别。由于对埃及现行政治体制的接纳程度不同以及对伊斯兰教义的诠释不同,两者在民主观念上也存在巨大的分歧。温和派是埃及伊斯兰主义者的主流,该派认为真主主权与民众主权并不对立,积极利用政府搭建的民主框架开展活动,通过渐进的手段达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终极目标,而激进派认为伊斯兰与民主不相容,权力只能属于真主,而且不能被转让和分割,真主主权与民众主权是相互冲突的,在价值观上是对立的。温和派的民主观驳斥了中东例外论的论点,有利于探讨伊斯兰民主的可能性,而激进派的民主观对埃及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绝地天通”与中国原始宗教——政教转型

“绝地天通”概念背后,蕴含着上古社会的深层暗码,标志着原始宗教从民神杂糅形态向民神不杂形态的转型,显示着人类社会的首次政教分离。从《吕刑》到观射父,两个文本歧异互现,映现出经典释读的复杂性。人与神之间的身份交错,需在故事的完整化中达致逻辑顺畅。民神杂糅是原始宗教最初形态的核心特征。在此阶段,叙事主体是神,不存在公共巫师。由于绝地天通,转入民神不杂形态,政教分离,人神关系由亲密而转为规训,叙事主体转为人王。绝地天通是人神关系的更新,而非创制。从此开始,有了在天地之间的传话活动。     

从“民本”到“民学”：“民”思想研究再展开——以《尚书》为中心的探讨

“民”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的核心主题,内涵极为丰富。近代以来,在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影响下,我们以“民本”重新审视古代“民”思想,形成了固定的民本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很好地深化了“民”思想主题,从纷繁复杂的古代“民”思想中提炼出了民本、君本两大主题,但同时“民”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受到了遮蔽,即那些既不符合民本,又不符合君本的“民”思想便被忽略了。因此,要想呈现古代“民”思想的完整风貌,我们需要在“民本”基础上,扩大研究视角,推进“民”思想的再研究。“民学”于此是一个可能性的尝试,它能够从整体性视域将民本、君本以及其他关于“民”的论说连贯为一体,使古代“民”思想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学说。     

论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

毛泽东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着非连续的、超越的关系。这种超越是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哲学基础与其基本特征的扬弃。尽管毛泽东晚年发起了对孔子及儒家的批判,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消极因素还是对他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从忧患意识与入世精神、民本思想、仁政与阶级、大同思想与理想主义4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对儒家思想的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