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什么别动感情--论张爱玲笔下女性情感与现实命运的冲突

张爱玲的作品大都以婚姻爱情为主线，通过她笔下所描绘的女性在婚姻与爱情之间的无奈纠葛，展示出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挣扎，以及女性因之产生的感情上的无奈和屈服。本文以张爱玲作品中女性的感情世界为切入点，用张爱玲的作品名做小标题，并以此为主线，探讨了女性在情感选择时的被动与无奈，进而向现实屈服，放弃感情，为物质而结婚的共同宿命。     

从《小团圆》看“胡张之恋”

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的发表,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胡兰成版的爱情言说。论文试从爱情、性、金钱等方面对两个版本的"胡张恋"做出解析,并对张爱玲其人做出再审视,对历久弥新的张爱玲热做出思考。     

墙城剪影" ——张爱玲笔下的海派文化

张爱玲是我国早期海派文学的典型代表人物之一,她出身在上海,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在她的人物描写中,也加入了很多海派元素,完整保留并体现了上海人的风貌和特点.而在上海民俗的描写中,她独树一帜的风格细腻地刻画了包括方言、衣饰、建筑等多重元素,鲜明地表现出了当时一个鲜活又完整的上海.     

“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调和——张爱玲《老人与海》译本研究

作为一个擅长描写女性角色的女性作家,张爱玲翻译海明威彰显男性气质的作品《老人与海》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女性美"和"男性美"奇妙碰撞的过程。译本中张爱玲对老人与大海、乌龟、鱼、鲨鱼关系的诠释,很好地展示了老人复杂、丰富的人生和情感世界,体现了老人"壮烈"背后的"苍凉","飞扬"背后的"安稳"。在表现老人勇敢、坚毅的同时,也挖掘了老人安静、温存、孤独、内疚、怀疑、服输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对老人的诠释是老人人生和情感世界"飞扬"的一面和"安稳"一面的调和,也暗合了她的创作标准——好的作品应该有男性美和女性美的调和。     

张爱玲与川端康成叙事艺术比较分析

张爱玲与川端康成分别对20世纪的中国和日本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者都致力于以女性为中心铺陈故事,以诗意的语言建构起女性中心话语权,在其思想主题、表达技巧、审美追求等方面也具有高度的趋同性。     

“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分析

只从题材的角度研究张爱玲的作品,是一种浅尝辄止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如果转而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观察,则会发现张爱玲讲述的其实是女性与男性关系的故事,并在二元对立的故事结构之下,隐藏着一个关于女性再生的神话,构成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的作品揭示出,在生存勇气、智慧与创造文明方面,女性高于男人,从而显现出女性的巨大人性之光。突破题材限制,进入故事结构层面对张爱玲的故事进行叙事分析,是打开了其作品的第一层意义。进而突破到故事下的故事,看到那个现象的再生的故事是如何影响与制约着张爱玲的叙事活动的,方打开了其作品更深一层的意义。     

乱世佳人“双城”故事——萧红、张爱玲及其《小城三月》、《倾城之恋》的比较解读

萧红和张爱玲是两位优秀的现代女作家。从她们相似的身世背景及情感经历比较分析入手,结合其代表作品《小城三月》和《倾城之恋》的比较解读,品味＂双城＂故事的爱情意味。从文化反思的角度,探究两人创作风格上个性差异及其相同的精神内源。     

从张爱玲的作品看其人生态度

对于凡俗人生和乐趣的沉迷与了悟构成张爱玲生命切实的底子 ,她执着于个体生命的真实 ,保持着一份走向世俗的现世精神 ,这使她成为一个极具个性又充满气质魅力的作家     

他者的侵凌与自我的毁灭——张爱玲小说的拉康式解读

张爱玲小说中始终存在着“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结构,因受到他人的制约,其笔下的人物难以完成自我建构,个体甚至因他者的入侵而走向异化或毁灭,这与拉康哲学中关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论述相契合.借助拉康镜像论、凝视论、他者论来解读张爱玲小说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可深入发掘其笔下人物的自我建构过程,细致辨析张爱玲运用的“窥视”笔法,通过《传奇》增订版等具体个案分析他者欺凌与自我毁灭的二元构成.从拉康式精神分析的视角观照张爱玲创作,有利于多角度地深入思考张爱玲小说的精神内涵.     

论《秧歌》

张爱玲的《秧歌》1953年写于香港。半个多世纪以来,评论界褒贬不一,针锋相对,成了张爱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从《秧歌》出版的社会背景与作家当时的"竞技"状态来考察:首先,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重返香港,投入美国驻港新闻处,《秧歌》正是她写的第一个长篇——一个有着明显"绿背"(即美元)色彩的长篇。其次,新中国建立之初,人民生活是困苦的,但并非像《秧歌》所写的在"饥饿"的火山口上,显然,《秧歌》是作了歪曲反映。其三,《秧歌》有一段与内容天关的"妙论",此"妙论"出现在其前夫胡兰成于1958年在日本写的《今生今世》一书中。从时序上说,似乎胡兰成抄袭了《秧歌》,实则是《秧歌》保留的胡兰成的汉奸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