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化的断根——论《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与苏菲主义

和帕慕克的其他作品一样,《新人生》也是一部"呼愁"的小说,它还是帕慕克笔下苏菲神秘主义特征最鲜明的作品之一。本文主要探讨苏菲神秘主义在《新人生》的"呼愁"风格中所实践的三重诗学文化功能,即神秘的失落、身份的失落、天使与生命的失落,融合当前学界对该小说的矛盾看法,论述这一问题与苏菲主义——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之根在20世纪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西化改革中失落之历史命运的映衬关系。     

简析日本审理程序中的口头主义

日本的民事诉讼程序一般采用口头辩论的审理方式，而口头辩论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即实行口头主义，又被称为口头审理主义。在口头审理下，当事人双方必须以口头方式在法官面前进行辩论，法官进行证据调查也应当以口头方式进行。口头主义有利于直接原则与公开原则的贯彻实施，但是也存在其固有的弊端。文章以现行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为基础，简要介绍了口头审理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过程。     

美国文坛中永散芬芳的奇葩——对霍桑短篇小说特点的多维审视

霍桑以短篇小说家闻名于世,其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霍桑短篇小说魅力独特,意蕴清幽。弥漫于作品中的清教主义、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使故事情节蒙上亦真亦幻、若虚若实、扑朔迷离的色彩;运用意象、隐喻、象征去探究人物暗藏的心理和主题背后的哲理;专注于探索人的心灵和剖析人的罪恶,对人的道德寄予深切关怀;对科学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关注人的孤独和异化等。本文尝试对霍桑短篇小说的特点进行分析。     

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

作为20世纪上半叶居于主流地位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孙本文在其从事研究的近30年间对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历直接影响到他从文化和心理因素入手,建构社会学综合学派的学术努力,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鲜明的文化决定论和心理还原主义的色彩。在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年代,孙本文充当了中国社会学建设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角色,最早尝试用社会学理论来推动苦难中国的社会建设,并致力于创建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这些努力,既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危机时的天真与无奈,也反映了社会学家介入现实时的执拗与不甘。而1949年革命胜利之前由他个人写成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庶几也就成了即将黯然退场的旧中国社会学家们的集体谢幕词。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施行,其中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作为第五编第二章。在此之前我国地方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关于"刑事和解"的尝试。比如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下     

生态·文学·文化:解析玛丽·奥斯汀的区域主义

区域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女作家玛丽·奥斯汀的核心思想,是她生态观、文学观和文化观的集中体现,其主要内涵包括:人与自然之间应遵循"相互顺应的模式",个人理应顺应自然环境而生,同时能动地改变着所生活的地方;文学是区域性的,真正的区域写作在于挖掘和呈现地方的意义,区域文学的集合便构成了民族文学;正如区域文学是构建民族文学的基础,区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基石,不存在均质的民族文化,只有丰富多样的区域文化,区域性即民族性。深入理解奥斯汀的区域主义,把握其在奥斯汀作品中的实现手法,对我们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探索区域写作手法、构建民族文学与文化,以及应对现代主义的弊端和问题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汉斯·约纳斯: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踯躅前行的生命哲学家

汉斯·约纳斯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犹太人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著作不是很多,且略显艰深,但却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针对性。他的哲学思想跨度较大,却前后相承,彼此关联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于各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对这一位哲学家的定位不够全面、准确和客观。本文在简要回顾约纳斯艰辛一生的基础上,探讨了约纳斯从"诺斯替主义"到"哲学生物学",再从"哲学生物学"到"责任伦理学"一路艰难探索的学术历程,指出约纳斯是一位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踯躅前行的生命哲学家。     

只提交工友的书面证言不行吗?

问:印某入职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两个月前印某因社保等问题与单位发生争议并申请了劳动仲裁,由于劳动仲裁部门逾期没有作出裁决,印某就向法院起诉了。为了证明与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印某提供两位工友的书面证言。案件开庭之前,法院要印某通知他们出庭作证,说如果他们不出庭作证将对印某很     

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死刑裁量反思——贾敬龙案量刑妥当性多维分析

贾敬龙案涉及尖锐复杂的民间矛盾,属于由矛盾激化所引发的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民间矛盾激化所致仇恨型故意杀人案件往往情有可悯,对之是否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应当审慎、全面地考察。虽然该案判决符合三段论的形式逻辑,但通过图尔敏论证模型进行实质分析后,可以看出司法机关对该案司法裁判的论证重心在于其"可杀"之处,而对"可不杀"之情节考察不足,显然论证并不全面。而司法机关对此案的裁判与以往实践中所采取的死刑司法控制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所持立场不一致,缺乏融贯性。同时,对贾敬龙案做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也缺乏刑罚沟通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