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好“四张牌” 做好新形势下的党委办公室工作

党委办公室是党委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委的重要综合协调部门,是党委的参谋部,又是指挥部和后勤部,担负着承上启下、协调各方的重要责任.办公室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成败.近年来,我们立足为党委当高参,为基层和群众服好务,致力于打好"四张牌",抓好党委办公室工作,连续五年在州委办公室工作评比中名列前茅,得到了广大群众和领导的好评.     

“鲁迅形象”建构的文化语境、过程与反思

"鲁迅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符码,其生成过程与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密切相关,深刻地勾联了阐释者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形态。"鲁迅形象"是由自塑和他塑合力而构成的公共形象,对其进行文化学意义上的考察可为探索现代中国发展的社会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提供理论资源。     

从语法隐喻理论的意识形态视角看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以英国《卫报》对G20杭州峰会的新闻报道为例

文章以英国《卫报》中有关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23篇新闻报道为语料,建立小型语料库,运用语法隐喻理论,以费尔克劳夫的话语三维模式为分析工具,探究"他塑"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通过话语被构建的,对英国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作出较为全面、客观的评析,旨在为中国及时纠正外媒的主观偏见报道、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灾难中人性书写的不同向度:以《鼠疫》和《白雪乌鸦》为例

《鼠疫》和《白雪乌鸦》这两部作品均以鼠疫为背景,在这一特定的灾难情境中,"人性"这一主题尤为凸显。文章以两位作家在存在主义书写中的不同向度为中心,以人物形象为媒介,着重从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德性伦理方面进行文本内部叙事者和受述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剖析两位作家在同类题材写作中的内涵性差异。     

“中国制造 2025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新使命

在全球制造业革命性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不仅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行动指南,也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规格、质量提出了新诉求。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结构性失调,培养模式与制造业发展实践脱节,培养体系缺乏开放性等,与“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存在不适应之处。因此,职业教育要不断变革人才培养策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构建“制造业+”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开放性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承担起建设制造业强国赋予的新使命。     

网络拟古世情小说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民间再构

近年来,在网络通俗小说创作中涌现出大量的拟古世情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宏大的故事布局和对优秀女主人公的塑造,吸引了众多阅读者的目光。这些女主人公群像,不仅反映出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审美眼光,也寄托了根源于以家族、财富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期待,还与当下价值评判体系中的女性群体的自我期许相吻合。这些拟古世情小说在完成言情小说的爱情故事构形和实现娱情的休闲功能以外,也因为广大阅读群体逐渐步入或即将步入中产阶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重新赋予女性作为稳定家庭、增长财富、养育子女、传承家风的核心力量的社会意义,她们洁身自好,对爱情专一,勇于面对困难,乐于奉献,担当责任,胸怀宽广。这些新型的“高大全”形象,表达出女性主义的新倾向：女性的成长和幸福的获得,更重要的在于女性内在的精神力量,与传统的气节、操守有关的人格因素,以及家教和门风。这使得网络平台的民间话语表达,具有更为包容传统以及融合其合理因素的价值取向,也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遥相呼应。     

唐诗所反映的成都文化形象

唐代成都是仅次于长安、洛阳和扬州的全国第四城,在大唐文明向外传播时,与国都长安并驾齐驱为南、北丝绸之路上的双子星座。唐代成都的自然风光秀美:"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唐代成都的人文风光壮美:"雪下文君沽酒市,云藏李白读书山。""蒙顶茶畦千点露,浣花笺纸一溪春。扬雄宅在唯乔木,杜甫台荒绝旧邻。"唐代成都的文化形象俊美:"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     

基于PLC的轴承加球机控制系统的应用研究

针对球轴承装配过程主要依赖人工加球,装配效率低、加球准确度、精度不高等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PLC的自动轴承加球机方案并进行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方案以液压为动力,用PLC结合多个传感器进行精准控制。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案提高了轴承的定位精度和加球的精准性,系统调节方便,可更好地适应不同型号球轴承的加球,具有较好的柔性。     

抗战时期《时代》周刊之中国封面报道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传媒大亨亨利·卢斯以《时代》周刊为舆论阵地,对中国进行了大量报道.由于卢斯本身的中国情结和美国世纪理想,这一时期《时代》向美国人呈现了一个逐渐上升的中国形象,从而加深了美国公众对中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认识,为美国决策部门加大援华力度奠定了有利的舆论基础.但另一方面,卢斯和《时代》对中国的报道和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的梦想和希望,背后是美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