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 :都提倡直笔 ,对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能实事求是给予真实地记载 ;都具有无神论思想 ,重人事而不言天命 ;都具有总结历史盛衰的自觉意识 ,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 ,他们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司马迁持异端史观 ,而司马光持正统史观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而司马光认为古今不变 ,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 ;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 ,而司马光旨在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 ,为帝王们写成一部政治课本。通过对比 ,可清晰展现自司马迁至司马光期间 ,我国传统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     

说野史

野史是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作者多非史官,二是体裁不拘,三是所记史事大多出于闻见,四是记事较少忌讳。野史同正史相对而言,在发展过程中,正史的内涵趋于稳定,野史的内涵愈来愈宽。全面的和辩证的观点、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批判继承的观点,是对待野史以及野史与正史关系的正确态度。野史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和史家自觉意识的不断增强,丰富了历史记载的内容,活泼了历史编撰的形式。     

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

中国城市史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得到了现代诸多学科发展的推动和新兴的城市史学的影响。当今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并形成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都研究、城市社会史研究、城市文化史研究、城市经济史研究、比较城市史研究以及城市史学理论研究等热点专题领域。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未来发展可从城市史学的学科建设、城市史研究视野的拓宽与领域的开拓、城市史的整体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等三个方面寻求突破。     

也论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以《李鸿章》传为例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理论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李鸿章》传是其新史学思想形成初期阶段的一部传记作品,通篇体现着梁启超对自己所提出的"新史学"理论的认真思考和实践。故文章以《李鸿章》传为代表,对梁启超逃亡日本前期初步形成的新史学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如下判断:维新救国的政治理想和实践是梁启超资产阶级新史学产生的根源,《李鸿章》传作为一部其新旧史学思想过渡转型时期的著述,从对旧史学的批判、新政治理想的萌发、传论结合新文风的开创、史学比较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体现着梁启超对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尝试,因此这部传记作品与其他时期的传记著述相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全球史观和中国史学断想

“全球化”是近20年来一个既热门又甚具争议性的话题。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们如何看待全球史观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于沛认为,全球史观是当代西方有广泛影响的史学思潮之 一,近年在中国史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要真正做到汲取全球史观的有益内容,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服务, 必须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并进一步肃清各种形式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郭小凌认为,全球史 观是一种借用历史哲学和历史学已有成果的新提法,而不是解释历史的新方法,更不是一种博大周密的理 论体系。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尽管流派林立,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仍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裔昭印 指出,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交织着共性与个性。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 史观,编纂者需有开阔的全球视野,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等等。林中泽认为全球史观并不是不 需要历史中心,而是要建构新的中心。全球史观十分重视历史联系,因而大大推动了我国中外关系史等学 科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为地制造、夸大或破坏历史联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程美宝则叙述了全球史 与世界史的差异、全球史的独特视角、全球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过去中国史学某些研究传统与全球史契合     

郑鹤声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

郑鹤声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综论此时期的史学,考察此时期的史注与史评,分析众家已佚《后汉书》的流传与辑佚情况,体现了他方法上以考据为主、理论上积极借鉴西方的治学风格,其相关论著所涉范围甚广,见解宏通精深,值得后人珍视。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

在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实证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及其方法论,成为新史学建设的理论基石。本文以实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线索,分析了实证主义由最初的科学方法论向后来的泛科学主义转化的具体过程,并阐述了这种转化对新史学学科建设的深刻影响。     

谱牒资源开发的经济与文化意义研究

家谱是我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貌。研究家谱是华夏特殊的文化现象,开发家谱资源,凝聚炎黄子孙,具有经济学研究价值和史实研究价值。     

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望他的一生学术历程,关注现实、服务政治是其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以史论政、援政入史构成刘大年史学著述最突出特色。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大概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刘大年史学堪称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典范。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