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一念之差

正人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又有太多的偶然性,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也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致深刻地影响到当今的世界格局。彼得大帝的非常之举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及彼得大帝,就会津津乐道地谈到他的一个非常之举。1697年,25岁的彼得大帝亲自率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使团,考察学习西欧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方法。彼得大帝通过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亲眼看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欧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当时     

漂洋过海的军邮品

军邮品是国际性的,是国家邮政部门流通的邮件组成,可以通过国家邮政邮路,也可以通过军队的邮路流动,二者互补互融。据有关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军邮品是北德意志联邦于1870年发行的军邮明信片,专供普法战争中的德军使用。历史证明,海洋孕育着和平,也孕育着战争,碧蓝的大海既是国际之     

从江南雅韵到边地情结——写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中译本之后

作为继拉铁摩尔的作品之后,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边疆史的范式性作品,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教授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的中译本①,在经历了三年的修修改改之后,终于定稿付梓了.可以说,这三年的翻译过程,也正是自己在学术和生活上困惑——解索—再困惑—再解索的过程的写照.在翻译之初,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此书的介绍性文章,名为《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边疆史》,发表在《读书》2009年第4期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关注,也顺带激发了自己对于边疆问题更大的兴趣.而如今,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巴菲尔德教授的这部名著的译本上面,作为译者的我感到很高兴,但同时也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既有来自学术上的,也有来自语言上和心态上的.因为按照我所秉持的翻译理念,在外国著作的中译本出来之后,评判权就归到了各位读者的手中,译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被检视的对象.当然,这种来自读者的检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学术探讨的题中应有之义.     

阿丽安娜·赫芬顿：缔造网络媒体帝国的女人

作为全美的最高奖项，有“美闭舆论界的诺贝尔”之称的普利策新闻奖，自1917年设立以来，一直钟情于将奖项颁给报纸、通讯社等传统媒体。但今年的14个新闻奖项中，传统夺奖大户《华盛顿邮报》《华尔衡口报》等却颗粒无收，而一家网络媒体《赫芬顿邮报》却成为获奖的首家新闻博客网站。同时，作为这家网站的创始人阿丽安娜·赫芬顿的传奇人牛也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古德意志皇帝和诸侯对城市的侵害

中古德意志皇帝并不总是德意志城市利益的担保人，城市也不是皇帝忠实的拥护者；皇帝和诸侯一样，对城市的态度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都曾对城市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侵害。皇权和诸侯对城市的侵害：一是在武力上威胁和摧残城市；二是把城市排斥在帝国议会之外；三是打压和抑制城市同盟的发展；四是对城市的财富进行某种程度的掠夺。     

马克思理论视阈中的“现实的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文本考察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也是马克思对整个思想史上各种“片面人”的颠覆性阐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和经验论决裂的标识。它不同于性恶论或性善论或既无善亦无恶论，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人，更不同于费尔巴哈的“类”。与黑格尔思想及其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等人思想交锋的过程中，马克思分别通过以所有制为轴线动态考察历史发展和以分工为轴线静态考察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两条线索来阐释“现实的人”的内涵，并以生产工具为红线，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现实的人”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予以微观透视。由此，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以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文化的序列构成的结构性存在来解释人才是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人”。     

论蒙古帝国时期东西物质文化交流

13世纪横跨欧亚大陆东西方的蒙古帝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复合型国家,帝国体制内东西方文化进行着盛况空前的交流与融合,蒙古国家维系着亚欧大陆东西方交通的安全与稳定,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客观条件。     

孟德斯鸠著作中的中国形象(上)

正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集中体现在他那部影响深远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之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生于1689年,卒于1755年。1716年,孟德斯鸠开始担任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1728年被接纳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此外,他也是普鲁士王家科学与文学院院士,伦敦王家学会会员。1721年,他出版     

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治理及其对策

德国是一个后发工业化国家。19世纪30年代，当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法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展开之时，德国才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步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后发国家，在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多年中，通过全面介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迅速由工业化“追随国家”变成了“先锋国家”，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到1910年，德国城镇居民已达到全国总人口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