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霸权问题研究

霸权就是在全球政治中,国家以实力优势操纵或控制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其目的是构建一种以霸主为核心的等级体系,并用强制手段维持不等价交换。全球化时代的整体性发展趋势助长了全球霸权的发展,而权力流散却导致了霸权的困惑,经济全球化冲击着传统的政治、军事霸权,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给反霸浪潮增添了新的动力。美国霸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它追求“新帝国”,另一方面又标榜“仁慈霸权”;它不是简单的经济霸权,而是一种综合霸权。面对全球化时代的软制衡,美国选择做一个自私的大国,加速自身发展,同时采用新的联盟管理战略。美国学术界的软实力理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霸权的困惑。崛起的中国应该追求新型的国际治权,走和平发展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     

鲁滨逊的贸易与劳动：笛福对海洋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鲁滨逊漂流记》是一个具有浓厚社会理论色彩的寓言。鲁滨逊的故事不只是欧洲社会形式变革的产物，也是西方文明扩张的产物。在笛福看来，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写作，《鲁滨逊漂流记》也表达了他对时代与政治的思考。笛福借助鲁滨逊的航行来展示他对时代的观察，揭示远洋贸易对殖民地的奴役，批判海洋帝国在根基上的不正义。荒岛上的鲁滨逊是一个隐喻，旨在呈现生产与秩序的自然法则，展示财富与文明的自然基础。通过对文明与野蛮习俗本源的追索，笛福也消除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将其纳入连续而统一的历史进程。在笛福的历史视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自然与文明的辩证法。依据这种辩证法，在合乎自然正义的法律秩序中，不同的文明传统可以实现沟通与交流。     

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暴力,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政治经验相左,故无法解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     

王朝是“帝国”吗？ ——以寰宇图和职贡图为中心

将中国历代王朝称为“帝国”，在学术界以及民众之中基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但基于对以职贡图和寰宇图为代表的图像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王朝的空间范围是囊括“天下”的，且在绝大多数时期中，正统王朝只有一个，这两点显然与通常认为的有着疆域范围且可以并立的“帝国”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在研究中，尤其是在与 “疆域”“国家的构成方式”等问题有关的研究中，将王朝称为“帝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会将一些对“帝国”的认知潜移默化的带入到对“王朝”的研究中，由此也就影响了研究的结论，这也是“新清史”等研究在某些方面存在错误的原因之一。不过，在很多研究中使用的“中华帝国”“帝国”“清帝国”等语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定，即王朝存在的时间和王朝直接控制的空间，因此对这些研究本身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等。不过这些研究中，完全可以用“王朝时期”“清朝直接统治的地域”等语词，因此建议今后在有关“王朝”时期的研究中都应当避免使用“帝国”一词，且要慎用“国家”一词。     

多元文化与犍陀罗艺术:再论贵霜时代佛教和佛教艺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问题,学者们围绕"希腊起源说""罗马起源说""本土起源说""伊朗起源说"和"塞人起源说"等观点争执不下。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即贵霜帝国时期的多元文化并存与融合才是犍陀罗艺术起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贵霜人善于吸收其他文化的成果并加以融合,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但客观上却为佛教艺术吸收希腊化文化以及琐罗亚斯德教和贵霜本族传统等因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也是上述各种关于犍陀罗艺术起源的观点得以存在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