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燕乐歌辞的历史考察——论《碧鸡漫志》的主旨及其意义

王灼的《碧鸡漫志》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文学的历史文献 ,作者旨在探索唐宋燕乐歌辞的演变过程。虽然王灼在观念上具有复古意识和儒家雅正美学观念 ,但他更注重音乐文学发展变化的现实 ,具有历史的观照态度 ,而且见到了音乐文学发展的客观趋势 ,因而所作出的论断有很大的学术意义。现在我们研究中国音乐文学史时 ,《碧鸡漫志》仍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有关元稹几个问题的新考订

中唐文坛元白并称，但对元稹的研究历来萧条得多，以致使一些基本问题长时期未得到解决，如所谓元稹初仕于河东或河中，其实是子虚乌有；所谓段氏志的不同“版本”意味着元稹品行低劣，其实不过是用“邻人偷斧”的眼光看问题的结果；所谓元稹拜相前后曾移居安仁里，其实是误信了《唐诗纪事》、《云溪友议》误合元稹与元载为一人的记载；所谓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其实应作于大和二年；所谓《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作于长庆元年十月后，其实应作于十月前。澄清事实真相，将有助于促进元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清代东林形象的塑造及其转变——以《东林书院志》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记录东林书院历史的志书有两种,一为由严瑴编、高世泰续编于康熙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一为高廷珍等编雍正年间刊刻之《东林书院志》。两部志书中的东林士人形象,经历了由学术、事功、气节并著,到理学传人的转变。不同的情境之下,志书编纂者采取了不同的叙事模式。“严志”为驳斥东林祸国之说,塑造出东林士人“理学、事功、气节并著”的形象。“高志”编纂之时,处于紧张的文化氛围之中,其编纂者遂采用“道统”叙事模式书写东林历史。一方面,强大的政治压力,逼迫士人选择较为安全的叙述路径;另一方面,士人的自我规训,亦使得历史书写趋向官方的意识形态。东林形象的转变正是这两种合力作用的结果。     

唐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与上清派仙女降真传道

唐前志怪小说中的人仙恋故事主要以仙女凡男类为主,其又可分为人仙相遇型和仙女降临型两种。人仙相遇型多侧重情感欢愉;仙女降临型则带有浓厚的道教文化色彩,其与六朝上清派的存思降真传道之法联系密切。受道教文化影响,志怪小说人仙恋故事中存在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矛盾,这种矛盾是由道教人仙恋故事源自世俗又归于世俗的发展道路决定的,其随着道教对女仙的崇尚与改造而产生,最终又随着道教的世俗化而消解。     

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儒、墨比较谈起

墨子的伦理思想中蕴涵着丰富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和“民本”精神。墨子反对儒家以等差之爱治政救世,他从“农与工肆”的利益出发,以“兼爱”为核心,传达了一种爱无差等,为万民兴利的以民为本的伦理精神。墨子伦理思想的“民本”精神从三方面可以体现：一是“兼爱”思想：“爱利万民,爱利百姓”;二是“尚贤”思想：“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三是“天志”思想：“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民本”精神虽然在墨子时代未能如墨子所愿发挥出其预想的作用,但其真知灼见仍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扬。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旧领”为贞观十三年,“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     

六朝至唐志怪小说中符咒元素的思想内蕴与叙事功能

志怪中的"符咒"的描写,不仅语涉怪异非常之事和神异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治病、祛灾、辟邪、镇宅,解决传统理性主义中鬼神妖异所引发的问题,成为六朝至唐志怪小说猎异好奇的重要题材,隐含着丰富的思想内蕴,而且有着直叙、连接情节、于悲喜交加之际使读者享受某种审美愉悦的叙事功能,体现了作者对符咒元素运用的巧妙娴熟,对后来志怪小说的进一步人情化、故事化有深远影响.     

《瀛寰志略》的文学特色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了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情况的史地著作,其文字简洁而生动,娴于用典,一些章节的历史叙事结构相当精巧,从史传文学或者历史散文的角度,也有很高的成就。这种文学特色既反映了徐继畲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也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