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中男变女故事研究

虽然性别变化是人们未曾经历的事情,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古代小说对此进行想象,自六朝志怪小说到明清小说皆有所涉及。从前期的现世男变女现象到后期的转世男变女事件,男变女故事的情节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个流变反映了小说叙事一个方面的演进。然而,所有这些故事又隐秘着对未知的恐惧,对异物的想象不过是对常态的反证,这既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特色,又体现了中国古代意识的某些局限。     

李笠翁与杜于皇

李笠翁以其《无声戏》和《十二楼》等小说,享有世界声誉,被赞为清代白话小说第一人。杜于皇是为李笠翁小说作序作评的"专业户",李笠翁每一部小说集的刻印、每一次小说集的变故或重新出版,都少不了杜于皇的参与。从李笠翁最早的小说《无声戏》一二两集,到《无声戏合集》,到《十二楼》,到最后的《连城璧》,杜于皇都一序到底,一评到底。这在当时和后来的文坛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巴金的矛盾及其与巴金小说艺术变迁的关系

巴金的小说创作与他的自我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极性"特征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巴金的生命体验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本身的矛盾。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过程的一个最核心的个人化课题。巴金通过小说艺术处理其自我矛盾的方式变化,对他小说的创作类型及风格变迁有深刻的影响。     

狗仔队长卓伟

每做一条大一点儿的新闻，卓伟先生都会在微博上写一首诗，他热切地拿过记者的笔记本，”我给你写一下，你做报道的时候可以引用一下。”     

论新时期知青小说的创作形态与文学史价值

知青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复杂的创作姿态中蕴涵着知青们对历史和自我的复杂认知过程,其艺术个性也凝结着他们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印记.历史孕育了知青作家这一群体,并帮助他们促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反思潮流,提升了新时期文学的总体品质,但也赋予了他们难以摆脱的精神局限,制约着他们的创作水准和艺术生命力.对于这一与历史和人生复杂交织的文学,需要给予更客观理性的考察和认识.     

到超市排队去

“到超市排队去？” “到超市排队去!” 一声吆喝、一声应答。摁下按键，邻居吴奶奶和母亲已走进电梯里。不用说，两位老人又到超市排队去啦。     

中国20世纪现代主义与现代派小说回顾

２０世纪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伴随着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引进与新文学一起成长，在大陆中断后却在台湾、香港盛极一时，世纪末又在大陆重新出现繁荣。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成长中形成了与西方现代派小说不全相同的新景观，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     

“钉子户”古已有之

＂钉子户＂似乎是现在城乡改造的大搬迁时期才出现的名词，可这种现象可谓“历久弥新”。早在周厉王三十二年（公元前846年），周厉王为了扩建王宫，要占用一个民间的大池塘，     

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语言描写艺术之比较

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语言均具质朴、细腻、清新、明丽之特质,但在遣词造句上,前者酷爱拟声叠词,后者善用奇语散句;在五觉运用上,前者的嗅觉描写丰富而细腻,后者的通感手法精当而奇特;在辞格使用上,两者都擅长比喻、拟人、排比、反复等,但描写的角度不同,效果也不同。作为创作时代与创作语境极为相似的作家,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语言描写的不同主要源于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和她们对语言艺术的独特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