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迟子建小说的悲悯情怀——基于迟子建早中期小说创作研究

迟子建是中国当代一位有着深切悲悯情怀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的悲悯情怀主要体现在贴近底层的关怀意识,对自然生命的怜惜和珍视,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慈悲之心和宽恕之心。这种悲悯情怀源于万物平等的自然观、对民间的朴素情感,以及以善为核心的人性观。     

海明威文学小说的悲剧特色和死亡意识

从古希腊悲剧开始,不管哪个时期的悲剧文本,虽然有各自的形式,有诸多差异,但最终殊途同归,都有着相同的结局。悲剧意识几乎成为了文学作品的共同特征,值得一提的是,悲剧特色往往会与死亡意识相结合,让文学作品散发出较强的生命意识。海明威的文学小说作品凝聚了悲剧性和死亡性两大要素,让小说本身充满了对于生命和人性的拷问。     

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论晚清的小说翻译与翻译小说

晚清文坛早期存在“华夏中心论”的倾向,对西方小说经过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之后才逐渐吸收,大力翻译。与此相联系,晚清的小说翻译经历了从合译到独译、从译述到意译两个阶段。而晚清翻译小说呈现出“翻译中国化”的总体特点,这种特点分为表层文化中国化和深层文化中国化,后者体现在种族存亡意识的突出、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道家出世精神的渗透、绿林精神的移植等方面。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传承拓展与深化--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市小说创作比较一隅

张爱玲与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位重要的女作家,其都市小说创作有一定的相似性。从她们对都市女性生存境遇的刻画、对市民日常生活的描写及共有的怀旧意识三方面比较她们的异同,指出王安忆的都市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张爱玲的笔法,并拓展深化了都市小说的内涵,具有深远的意义。     

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

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社会解放思潮的推动下,父亲本位的传统家庭结构受到巨大冲击,在乡土小说中再次形成对父性权威解构和否弃的创作热潮。该时期乡土小说的父子伦理书写可谓是多元并存,既在启蒙视野下将父亲作为封建威权的象征进行解构和否弃,又在政治历史层面中展现出父子之间的权利让渡,还在文化寻根的背景下表达了重建父亲权威形象的焦虑。而20世纪80年代乡土小说中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权利让渡并非单纯由现代商品经济观念所激发的金钱欲望使然,同时还交织着现代平等意识与阶级斗争观念的复杂纠葛;其中的“寻父”与十七年红色经典里热衷于寻找“革命父亲”也有着明显差异,其目的是重新寻找理想信仰、精神支柱以及确认自我价值,从而重建社会秩序和人文信仰以摆脱精神失落。     

论郭平小说《广陵散》的声音叙事和细部修辞

兼具小说家、琴史学者与古琴家多重身份的郭平,沉潜多年出版了古琴题材长篇小说《广陵散》。他对琴人命运、古琴流转、时代更迭的描摹不仅饱含着对“高山流水”知音精神的缅怀,也探讨了雅与俗、传统与现代、文化精英与商业资本等看似悖论式的命题。小说中,郭平将声音叙事与细部修辞相结合,使得小说具备了可视性和可听性特质。音乐性元素的融入也为文本内部的知识性内容、叙事节奏、嵌套结构等增添了丰厚的文人意趣和审美内涵。     

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与其小说观之关系

对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思想及其小说观,学界都多有论述,然而却很少有人将二者结合起来,指出其佛学思想与其小说观的关系。细读梁启超两篇小说文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告小说家,》发现梁启超的小说观与他的“应用佛学”关系紧密。梁启超运用他心目中的佛学宗旨、思维、术语来比附解释他心目中的新小说宗旨、特征、作用。梁启超以佛学论小说来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具有强烈的功用色彩。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意识发展的两次突破--论王安忆小说中女性意识的历史地位

王安忆作品中表现的女性意识对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使女性意识的发展实现了两次突破.她最先把"性爱"引入女性文学,以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自己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角度;她自觉运用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女性话语的抒写,进行女性主义文本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