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认知的价值之维

有些事事实不需要证据证明,法官依职权直接确定为真实,这就是司法认知。司法认知规则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我国法官职权强甚至超强,当事人主体地位弱甚至超弱的情况下,更需要划清法官的职权范围,理清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界限,司法认知的现实意义凸现。司法认知的主要现实意义是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和提高诉讼效率、促使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扬长避短。     

社会主义本质的辩证思考——一种效率与公平的认识视角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包含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效率问题,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公平问题.没有效率的社会主义公平只能是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公平的社会主义效率就会造成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需要社会政策的构建和维护.全面辩证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对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于印发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2005年就业再就业专项计划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2号）和《关于印发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7号）的要求以及全国、全省劳动保障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部署和劳动保障工作实际，我们编制了《2005年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做好本地区2005年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     

实报还是谎报——双边信息激励与供应链效率

探讨了双边不对称信息下供应链信息真实分享和谎报对效率的影响。首先,给出完全信息下的最优商品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作为比较基准。其次,构建双方信息真实分享的激励模型。研究发现激励双方信息真实共享所需的信息租金降低交易量和供应链利润。再次,构建允许信息谎报的交易量谈判模型。研究发现,供销双方都偏好高报自己的信息类型。个体谎报信息的幅度随着谈判力增加而减小。拥有绝对谈判力的一方不会谎报信息。供应链效率与谎报信息的幅度、成本上界以及销售价格相关。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对实报信息和谎报信息下交易量、供应链个体利润及效率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洞见:供应链企业是否激励双边信息分享可根据双方成本大小进行选择。     

互联网技术是否提升了“放管服”效率：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研究互联网技术能否提升“放管服”效率。构建纳入互联网技术、制度性交易成本、“放管服”效率的理论模型,阐述互联网技术提升“放管服”效率的内在机理,借助主成分分析法测度“放管服”效率,并运用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可以提升“放管服”效率,互联网技术水平在“放管服”改革中的不断发展应用促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互联网技术对“放管服”效率的提升作用表现为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中介效应,互联网技术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放管服”效率。     

创新券能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效率么?——基于供给面与需求面政策的叠加效应

以我国2012-2018年861家在中小板与创业板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等检验方法,探讨了创新券这一创新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券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创新券可降低政府补助所带来的过度投资,即双重政策的叠加会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机制检验表明创新券并不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抑制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间接验证了产学研信息共享的机制.在激励企业投资时,政府应注意到单一供给面政策造成的非效率问题,利用多重政策的组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政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挖掘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10—2019年中国实体上市零售企业的年报信息,采用文本挖掘法测算了零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实证检验了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改善管理效率对经营效率产生正向影响;从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来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对经营效率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数字化商业模式和数字化渠道的作用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数字化转型对零售企业经营效率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当中;规模过大会抑制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营效率的提升作用;东中部地区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提升经营效率的影响显著,但是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因此,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数字化技术应用力度,发挥国有企业示范作用,以及克服“大企业病”,均是促进零售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关键。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收费公路运营效率测度及时空分异研究

收费公路行业内部债务治理与外部减税降费均要求收费公路运营降本增效。为了探析收费公路运营效率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格局,使用SBM模型测度了2014—2020年29个省份收费公路运营效率,进而采用泰尔指数和Moran's I指数分析了其时空分异特征。研究认为:收费公路运营存在着效率较低且在时间维度上没有明显增长的趋势,在空间上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收费公路运营效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内部差异,区域内差异的贡献率平均达到81.578%; 收费公路运营效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显著的“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空间特征,运营效率较高的省份对相邻省份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研究表明,各省针对相邻省份或最近省份的运营效率现状,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探索产业升级或者物流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对本省收费公路运营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建立起收费公路跨区域合作运营机制。     

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

基于CFPS2014、2016、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耦合协同模型度量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效应,系统考察数字经济与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推动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从影响机制看,宏观层面表现为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与优化产业结构,微观层面表现为提高农民就业概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双提升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东中部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则与之相反。同时,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民收入消费双提升影响有所不同,其促进作用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依次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