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宋代司法审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

宋代司法审判的中庸理念及其方法可由《名公书判清明集》所录之判词得以确证,在据法援情而合于理的模式下,宋代司法官员对法、理、情三者圆融和谐的运用以实现结案息讼之目的。在这一模式下,法律是依据和底线,它是司法审判的“常经”,而情和理则是参照,它们是司法审判的“权变”,宋代的司法审判往往呈现出这样一种权不离经、经不离权,以经统权,以权补经的态势,在此态势之下,法、理、情三者各序其位而致中和,最终达到结案息讼之目的。这一模式凸显出中庸理念及其方法的法文化价值,可为今日中国构建法治社会所借鉴。     

话语·意指·权力——结构主义理论进路下的传统情理法文化

文章以结构主义为方法论,从三个方面分析和阐释了传统情理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即首先从司法和立法的维度分析了情理话语的形成,其次探讨了合情合理所蕴含的衡平观念,最后探讨了情理法文化下的权力技术问题。通过上述分析,阐释了传统语境下的“话语-知识”与“话语-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论传统文化中的裁量精神

行政裁量具有规范多元主义的特征。认识、理解和陈述中国行政裁量的性质，要从政治、经济、权力结构、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丰富的裁量思想。从费孝通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双轨制的分析基础出发，提炼出“经权”与“情理法”作为传统文化裁量精神的基础概念，并对这两个面向的裁量精神进行相关研究。     

情理法兼顾打动拆迁户

小王与父母住在鄞奉路一套建筑面积只有51．2平方米的房子里，产权人是爸爸，这也是他们唯一的房产。小王今年31岁，无业，患有小儿麻痹症，下肢残疾，至今未婚，自我认知较低。妈妈57岁，无业；爸爸56岁，早年下岗，现在一家个体企业打零工。2070年2月，海曙区鄞奉路旧城改造项目一启动，小王一家就炸开了锅，无所适从。他们一方面缺乏主见，对拆迁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不断在小区内发牢骚，甚至不愿接受拆迁登记。另一方面，对拆迁又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期望一拆就能解决所有的生活问题。     

南宋亲属间财产诉讼的调解模式初探

面对家庭、家族领域内亲属间财产争讼频繁的形势,南宋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官方单独调解、官批民调、官民同调等三种特色的调解优先模式;建构了完备的调解程序;彰显了官方以调解促和谐的价值理念。南宋调解模式不仅贯彻了儒家人伦情理,而且也加强了以法说理、释法解疑工作,实现了情理法的完美融合;起到了美人伦、厚风俗、调处息讼的社会效果;能为当下的家庭财产争讼,提供本土法律文化资鉴。     

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情理法特征——交互融合与互动共生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情理法的关系相互融合共生,“法不外乎人情”,礼(理)为“人事之仪则”和“情则为理之维”都体现了情理法的互动互生的特征,总体上来说情理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法统情理、理涵情法、情融理法的特点.这与西方的情理观明显不同,西方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了高峰以后,19世纪后半期非理性主义开始兴起,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信仰、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种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两种基本的哲学思潮.     

论领导文化的概念与范式

领导文化是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域.概念厘析是研究领导文化的逻辑起点,借鉴文化学,从器物、制度和意识形式等三层次审视领导文化成为剖析概念的一种视角.范式是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或成熟的标志,所以探索范式成为必要,我们遵循从共通范式到各异范式的路径建构领导文化的范式:印从圆的范式到情理法的优先权、神一人关系的范式.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