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

志、意、情 ,是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审美———艺术内涵的三个基本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分别成为审美意识的核心。王阳明美学处于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前夜 ,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化和对近代美学的预见。在其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基础上 ,王阳明致力于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意统情志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 ,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以“志”为本的理学美学 ;另一方面 ,它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通过其思想的阐发 ,可以为当代以“情”为主导的美学精神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对具体语境下"诗缘情"的解读——细读陆机《文赋》

本文在分析《文赋》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的以及后世文体发展的探讨,阐述了对“诗缘情”一说的理解,并试图对陆机相对于传统儒家文论的突破(而不是反叛)作出自己的解释。     

悲金悼玉女儿诔——论《红楼梦》中贾宝玉之诗及其意义

《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诗文创作以歌咏女性为中心,以创新为特色,表达出“悲金悼玉”的主题,从而与《红楼梦》重要主题之一——反映“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女性悲剧关联起来,体现了为作者代言的功能。同时,通过贾宝玉的诗文,作者批判时人为功名而写作的异化心态,提出“尚古”的文学主张,主张回归士之精神本源,标立出对儒林传统的唾弃以及对文苑传统的回归。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

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前期为萌芽和初步形成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前期为发展完善时期;80年代后期至今为深入时期。对实践美学的主要概念和命题,如主体性、积淀、自然的人化、内在自然的人化、新感性、人的自然化等进行梳理及对实践美学的形成、发展和深化过程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把握实践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理论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对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研究多了一个视角———一个现代美学学术史的视角。李泽厚对美学的研究从来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形而上的纯粹思辨,他的所有的问题都植根于现实生活并力图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甚至整个人类、为每个个体幸福生活寻找出一个方向。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不仅从美学上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和学说,而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必将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学

作为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千古不易之"心"取代了宋儒的"天理",从而建构了其心学道统。在此背景下,王阳明的经典诠释以"忘鱼而钓,寄兴于曲蘖"为总体原则,其基本内涵则是对传统的读书求道观念的反叛,而要求以经典为吾心之印证。为了使得经典可以与吾心相接,阳明以"良知"为心之本体,从而使得释经者与经典在心之"良知"的本体层面达到彻底的"视域融合"。由此阳明得以将"致良知"作为理解与解释经典的"权衡",进而将明代的"二十四民"全部纳入经典诠释的对话对象之中,最终开启了明末以情抗礼的社会风尚。     

浅议《郑风》中“以情为本”的写作观念

中国素以诗国著称于世,在其琳琅满目争奇斗艳的诗苑中,《诗经》是其最先开放的一朵奇葩,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文学的序幕,标志着中国诗歌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鼎盛时期。对《郑风》的解读,不仅仅局限在经学的学理层面,而是要探寻其中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从而达到与诗人的诗情诗思的共鸣与契合。这就直接促成了人们对《郑风》的情感层面的思考,以及对《郑风》“缘情”本质,也 可以称作“情本”观念的探讨。     

试论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思维

关于文艺创作的标准,毛泽东是主张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但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却更注重"诗意",即诗词的艺术性。毛泽东诗词大都善于处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关系,能够做到情景交融,大小相通,古今映衬,构成富有魅力的诗歌境界,具有沁人心脾的审美效果。在审美倾向上,毛泽东诗词也有不如人意之处,这表现在一些作品在雄视千古的同时,止于"今胜昔"的陶醉,而较少对已有成就的审视和对不足之处的自省。就语言的角度说,毛泽东诗词所提供的主要是古典美,而不是现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