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聊斋志异》中的情侠形象

在我国侠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到清代还有把虽然没有武艺但出手帮助人的行为称作侠的现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对侠的概念有所拓展,他描写了一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但是以助人为乐的形象;另外还描写了大量以情为因而出手助人的形象,可以成为＂情侠＂。这些形象有的以纯情助人,不图索取;有的则把行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帮助人则是其主要目的;个别侠义之士为人延续宗祧而又贞洁自守,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突破。至于蒲松龄肯定＂以性行侠＂的提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词心说

＂词心＂虽系晚清词论家提出的一个词学范畴,但却揭示了唐宋以来词人在创作中独有的心理状态：或＂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或出于至情至性,所谓＂不能不尔＂。正是由于这种种＂赋情独深,逐境必寤＂的词心表现,才可能创作出与诗、曲、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具有独特美感的词情词境。     

诗人的画家视角与诗中画意的建构——以“凝情取象哩、“随物赋形”为例

王维的“凝情取象”、苏轼的“随物赋形”对于理解“诗中有画”的画意有着重要意义：其一,“凝情取象”、“随物赋形”体现了具有画家视角的诗人对“形”、“象”的觉醒,诗歌的绘画性需要“形”、“象”来体现,这是诗歌呈现画意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其二,它们回答了生成画意的方式和类型,“随物赋形”就是以再现的方式生成模仿型画意,“凝情取象”就是以表现的方式生成意象型画意。     

修辞: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尼采修辞思想的当代思考

尼采的修辞思想,是其对形而上学进行语言批判的关键,更是20世纪西方文学文化批评的思想源头.文章从尼采修辞批评本身的悖论所揭示出的一种"修辞陷阱"出发,在西方修辞传统中去描述和理解尼采修辞思想的涵义和地位,并主要以德曼的思想为代表论述了当代批评对此所作出的思考和回应,从而理解当代西方思想所关注的问题的关键.     

论修辞范畴中“情～”合成词

＂情＂是艺术的基本元素。由于它的本源性,以及它属于较早的范畴,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本体范畴,且作为起始范畴,成为构词的基础。在古典文学语境中,根据范畴间的关系,以＂情＂范畴为基础构成的＂情～＂合成词具有各自的语义、特征及修辞功用。     

颜钧的审美人格论

颜钧追求孔仁颜乐的人格审美理想,他构想了仁、真、乐三个人格审美境界,并以心、性、情作为人格审美境界的层次,其中,心与仁对应,性与真相联,情与乐同构。这三者之中,心起总摄作用,统领性情。心(仁)是本体,是人格美的发生处,性(真)是心的表现,是人格美的回归处,由心本体而来的性情、情(乐)是性的外显,也是人格美的生存形态。     

施受同辞辨

施受同辞一般认为属于“反训”的一种,被分为两类：句法的施受同辞和词义的施受同辞。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中首次提出“施受同辞”的概念,并举例进行了说明。但杨树达所说的施受同辞很庞杂,需要进行考证和分析。本文通过对杨树达所举例证的具体分析提出,施受同辞和动词的意义特征以及句法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类别动词的句法特征。     

以“请”为代表的汉语兼语句使令动词和「～てもらう」的对应关系

从句子结构和词义用法的角度看,在一定的条件下,“请”等汉语兼语句使令动词与日语授受关系补助动词“~てもらう”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明白这一点,可以加深对日语授受动词用法的理解,达到正确翻译之目的。     

征衣视角下唐代边塞诗中的闺情

表现征人思妇情感的闺情题材是唐代边塞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的兵制及给衣制度使积聚征人思妇心理、情感因素的征衣进入到唐代边塞诗中,成为唐代边塞诗闺情题材中征人思妇情感表达的一种最佳方式.在唐代边塞诗中,征衣成为传达思妇幽怨哀婉情感的载体,成为征人思乡盼归的媒介,征衣成为唐代边塞诗中观照长期征战离乱中征人思妇心理与情感的独特视角,深化了传统的闺情题材,使边塞诗中的闺怨之情、悲剧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